一、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新冠肺炎疫情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二战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全球危机事件”，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都堪称“世纪大疫”。迄今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从全球范围看，疫情仍在继续蔓延，感染人数仍在不断攀升。中国率先打响疫情防控狙击战，仅仅用了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各地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开始逐渐恢复，主要经济指标也已呈现逐月回升态势。虽说病毒之魔还拖着条尾巴，仍有一些零星散发病例，甚至还有可能卷土重来，但这场“战‘疫’”的重大胜利，不但斩断了新冠病毒在中华大地肆虐的魔爪，也为国际社会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又一“中国奇迹”，已成为人类成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典范。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又值春运期间预计高达30 亿人次的全国人口流动高峰，防控难度之大、形势之严峻，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为什么中国能做到14 亿人民齐步调，迅速构筑起覆盖城乡每个角落的阻遏病毒传播的天罗地网？ 为什么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攻坚克难捷报频传，取得武汉保卫战以及全国疫情防控战的决定性胜利？ ……，这一组“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的确有待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不只是为了总结宣传或讲故事，更是为了探究“中国奇迹”背后的深层成因，揭示“中国力量”、“中国优势”的本体基础及涵养蕴育之源。 传统文化及其人文精神，对疫情防控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文章发表，在传统文化叙事与当下疫情防控相互观照的视角之下，诸如“家国情怀”、“爱国奉献”、“以身报国”、“民为邦本”、“舍生取义”、“公而忘私”、“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克己守纪”、“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仁者爱人”、“天下大同”等等，几乎都已经有兹在兹了，而本文更为关注并希望引起重视的，则是疫情防控“中国奇迹”背后的当代中国社会。 人文精神不等于文人精神，更不等于传统文人的精神书写。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或思想家们，或官或吏或闲人野鹤，大抵都属于上层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他们所倡导和推崇的“精神”或“文化”，虽说最终根基或源头都在现实社会，但经过理论化的提炼概括以及上层社会内部的适应性修辞，已掺入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取舍标准，很难说有多少是本源而真实的。一个人有没有“尊老爱幼”、“克己奉公”等人文精神，关键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至于他脑袋里怎么想、嘴巴上怎么说，是并不重要的；一个社会有没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等人文精神，关键要看该社会的现实结构及其实践运行等，文人学者或思想家作为抽象片面的社会化脑袋或嘴巴，他们怎么想、怎么说，其实也是不那么重要的。 真正本源而真实的人文精神，既不在文人学者的书本上，也不在思想家们的脑袋里，而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交往互动、社会化建构等生命活动的社会实践中。这种活态的人文精神一旦从现实社会实践中被抽离出来，被转化为某种抽象的思想或观念形态，也就变成了干瘪的“精神遗骸”，没有了生命力或力量，更谈不上创造什么人间奇迹，正如马克思当年在批评青年黑格尔派时所说的那样，“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想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①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共识。换句话说，关于“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着眼于抽象精神或观念文化层面的分析思考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从中国社会本身去探讨和寻找答案。中国精神或人文精神并不是某种飘忽的精灵，中国奇迹也不是某种虚构的幻象，它们实际上都是扎根于中国社会这块肥沃的土壤，犹如从这块土壤上开出来的花朵、结出来的果实。 二、城乡基层社会的共同体性质 通常所称“基层社会”，一般指乡镇或街道级辖域及其以下社会，在国内社会科学类文献著述中，大多相当于农村的“行政村”、城市的“社区”等建制化形态。“社区”这个词，虽然已被政府文件专门用作城市基层区划名称，但它原是费孝通先生用来翻译“community（共同体）”的，而农村地区的村庄或“行政村”，与作为城市基层区划的“社区”相比，往往有着更强的“社区（共同体）”特征，所以有时候，基层社会又被统称为“城乡社区”。基层社会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无论国家的领土疆域、人口规模大小，也无论人们的能力素质、身份地位高低，每个人都是基层社会的一员。“基层社会”与“基层政权”有所不同，前者是社会体系结构的“基层”，后者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基层”。基层社会的“基层”，主要不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而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或者说，作为直接由自然人个体连结或聚合而形成的最基本社会单元或社会体，它是整个社会体系结构的基础和底盘。所谓“基层稳则国家稳”，我国疫情防控能率先取得决定性胜利，基层社会功不可没。 武汉封城通告发布后，短短三天内即有29 个省级行政区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级党委政府都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但要全面迅速地落到实处细处并不容易。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还真有些措手不及，除了恰逢春节放假在岗人手不足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此次疫情之严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实非已有的“应急预案”所足以应对，甚至连疫情防控急需的口罩、测温器等最基本物资，都是严重短缺的。这个时候，基层社会行动起来了，而且是以村庄（行政村）、住宅小区（社区）、家庭等为单位行动的。以下是此次疫情防控中观察到的部分情况： 一是基层社区层面的行动。农村地区的行政村或自然村等，纷纷以各种方式在入村路口巡查设卡，甚至有违法违规挖断穿村道路的，以至于稍后国家交通部门不得不专门发文予以制止，某些管控严格的村庄，别说来自疫情风险地区的车辆或人员，就连本地探亲拜年的也被拒之村外，村民们外出需报备登记或凭“路条”通行；城市住宅小区只留一个出入通道，普遍搭起了检查岗亭，由社区干部、物管保安、居民志愿者等24 小时值守，严格控制外来车辆或人员进入，对确需进出小区的人员，逐一进行人工测温和检查登记，为降低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除了动员居民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防疫”外，有些小区甚至还采用过限量到户的“通行证”管理方式；住宅小区实行防疫封闭管理，外部力量或人员不便进入，老弱病残孤寡等特殊人群的日常生活需求和困难等，主要靠社区干部、物业管理人员及居民志愿者等提供保障和协助照顾；自武汉封城以后，春运客流量急剧回落，但此前已有大量人员从疫情发生地区去往全国各地，据称春节前仅从武汉出来的就高达500万，潜在传播风险的排查可谓迫在眉睫，正是因为有了城乡基层社区层面的积极行动，包括及时发现疫情地区回城回乡人员、配合政府防控部门评估处置、协调安排居家隔离等等，为当时尚笼罩于疫情恐惧氛围中的广大城乡居民增添了信心和安全感。 二是居民家庭层面的行动。城乡居民一改春节期间探亲访友、聚餐会饮的传统习俗，积极响应政府及专业人士号召，自觉自愿居家防疫，有人说这是“中国老百姓听话”，其实更体现了中国老百姓的责任心，既对自己对家人也对社会负责，如果都像某些西方国家民众那样“自我”和任性，恐怕很难想象疫情会肆虐到什么程度；家庭层面的行动协调，既有效降低了小区居民外出的频次，又化解了当时口罩短缺的难题，譬如，某住宅小区曾发出倡议，以家庭为单位减少外出，除遇有特殊情况外，每家每天限一人次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事先还担心没什么效果，没想到倡议发出后家家户户都积极响应和配合；家庭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操作落点，初步风险摸排主要由各家各户自行落实，包括家庭成员以及住家亲戚或保姆等人员的近期行程、接触范围、体温变化、有无疑似症状等，发现有潜在风险或异常情况及时反馈，以便后续跟进做进一步的专业医学检测和筛查，家庭层面的初步风险摸排，撒下了阻断病毒传播的天罗地网，不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更为此次疫情防控精准排查、决战决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情况其实大家都熟悉，至少也是有所耳闻目睹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动往往不是由“上级”直接布置或部署的，而是基层社会自发的、自主的或自组织的行动，以H 市某街道观察到的情形为例，其辖域内正月初二即有住宅小区开始设卡盘查限制来自疫情地区人员进入，而多数小区是在初五以后才采取行动，可见并非出自上级政府的统一部署。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基层社会，之所以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迸发出巨大的张力、韧性和能量，主要是因为，其行动单位即家庭、村庄（行政村）或住宅小区（社区）等，都具有较强的共同体性质和功能。 “共同体”这个概念，现在比较常用，其内涵外延也各有所解。在最宽泛意义上，几乎所有可能的个人或个体间合作形态，都被人们称之为“共同体”，甚至还包括了网络世界的聊天群、交友群、讨论区、宠物群等，这种将“共同体”概念泛化或滥用的做法，似乎并不可取。把人们连接或聚合为共同体的纽带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血缘、地缘、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心理偏好、利益关系等等，当然，这只是“有限列举”，但排列顺序多少体现了其连结纽带的强弱程度。对于一个真实的共同体来说，这些纽带往往是多元叠加在一起的，任何共同体内部都包含有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但个体之间若仅有利益关系并不足以形成共同体。人们常说“利益共同体”，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其内部成员之间除了利益关系之外，必定还有其他的连结纽带，否则，就像张三给李四修车、李四给张三付钱一样，这种仅仅基于利益或互利关系的“合作”，根本算不上什么“共同体”。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纯粹只是利益关系并不足以形成个体之间的合作，即使有时候形成了合作，一般也不大可能具有稳定的结构，就像“囚徒疑难”、“分美元游戏”等实验所表明的那样。 本文所称之“共同体”，比较接近于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以及部分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思想家的概念界定。参考姚大志教授的概括，②结合本文作者自己的理解，可将真实共同体的三个基本特征表述为：一是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互的情感联系，共同体所负载的成员间情感关系是相互强化的，它借助于情感上的联系将个体聚合起来形成社会体；二是成员之间具有彼此共享的信念或价值观，包括对共享的信念、价值、规范、意义以及历史、文化等等的认同，这构成了共同体之间横向区别的个性特质，也构成了共同体的纵向生命传承；三是共同体对于其成员来说是构成性的或结构性的，并非只是个体的简单相加或聚集，而是既对个体有所增权和赋能，又对个体有所要求和期待的，与此相联系的是“成员身份”，通俗的说就是，如同一个人结了婚成了家养育了子女，不能只想着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他还得按家庭共同体的一员，来定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等等。 由此可见，在真实的共同体内部，其成员或个体并不仅仅是作为“个人”、按照“自我”的利益计算而行动的，虽说共同体并不必然牺牲个体利益，但个体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其积极行动原则是“共同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消极行动原则是“个体利益不得损害共同体利益”。与此相联系，对偏离共同体利益的行为也有相应的惩戒机制，包括柔性的或硬性的、弹性的或刚性的方式，以便确保共同体利益的优先地位，把个体偏好或利益诉求收敛并聚合到共同体的行动目标上。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不同，在任何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内部，其成员在情感、信念、价值观以及行动目标等方面都有较强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构成了共同体存在和延续的基础。 城乡基层社会的共同体结构和性质，锻造了个人或个体之间社会团结的集体优势和集体力量，这种优势和力量有时候甚至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只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全国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有关方面资料，我国现有绝大部分中小型农业水利设施，都是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修建的，靠的正是农村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力量。作为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基础和底盘，基层社会共同体不但在历史上铸就了“公而忘私”、“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克己守纪”、“团结互助”等人文精神，同时还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继续维系着这些人文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实践价值。 三、中国社会的共同体嵌套结构 在中国民众的日常语言中，除了“我们家”、“我们村（小区）”、“我们乡（镇）”等等之外，“我们”还经常与所在城市名称、所属县域或省域行政区名称等联系在一起，直到“我们国家”，——哪怕在谈论国家大事及相关事务时，某些言论可能有所不当，甚至还可能带着些牢骚或“负能量”，其潜意识中仍然多少掩藏有血脉相连的国家认同。语言传达的是思想观念，思想观念的背后是客观实在，可不要忽视了民众的日常语言，真理往往就在日常语言所反映的生活实践中。“我们”这个词，意味着一种共同体认同感以及归属感，而民众话语中该词语义边界的扩展和开放，从微观的“我们家”延伸到宏观的“我们国家”，则意味着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连普通民众都可以感知和体验到的共同体嵌套结构。 所谓中国社会的“共同体嵌套结构”，指的是以家庭共同体为初始单元，较小规模的共同体嵌套于较大规模的共同体中，较大规模的共同体嵌套于更大规模的共同体中，直至构成总体性的国家-社会；若以符号“>>”表示嵌套关系，也就是家庭>>村级基层社会>>乡镇级基层社会>>县级区域社会>>地级区域社会>>省级区域社会>>中国社会。“嵌套”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融入机制，即较小的共同体相互适应、认同并融入较大的共同体，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或子系统，就如同各民族相互适应、认同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样。这种从“家”到“国”的共同体嵌套结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宏观结构部分的形塑，得益于秦汉以来绵延不断的郡县制传统，而作为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更是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历史上未曾经历过西方近代以来共同体普遍解体、个人被原子化的过程，自然不会有那种由原子化的理性个体基于利益和契约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更不会有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与社会相分立的“国家”。溯源去看，中国有自己的“社会”概念，“社”之本义为土神或祭祀土神，引申义为祭祀土神之场所或地方，无论以二十五家为“社”，还是以五十家为“社”，指的都是基层民众组织方式，“会”之本义为合或聚合，诸“社”之“会”即为“社会”，堪称名实相符，其规模和体量或大或小，但都具有共同体的性质或特征；同样的，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概念，虽早期曾有“诸侯称国”之说，但“国”之所指，历来是涵盖土地、民众、文化、政权等四大要素的，即国家是由一定的自然地理范围（土地）、社会人口规模（民众）、人文历史传承（文化）、政治权力机构（政权）等所构成的总体性存在或共同体，及至现代中国人日常意识中，“中国” 也仍然是而且首先是这样的概念，——这种统称含义的“国家”概念，恰恰是中国历史文化所特有的，而西方语言中侧重于政权的“state”、侧重于民众的“nation”、侧重于土地的“country”等，都只是些分称含义的“国家”概念。③中文语境中的“社会”、“国家”，从来不是去共同体化的，更不是彼此二元分立或对立的，本文所说的由多阶次共同体嵌套所形成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亦国家亦社会的总体性共同体。 关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精髓，古往今来学者们的解读和阐释已是汗牛充栋，诸如“家国同构”、“家庭本位”、“伦理本位”、“礼俗社会”、“礼仪之邦”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而本文更为关注的，则是中国社会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及其认同传递机制。以作为最小单元共同体的家庭为例，其内部无疑有着情感、信念、利益等方面的认同，但如果这种认同是封闭的，即没有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村落之间的认同传递，那充其量也只是许多家庭毗邻而居，是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村落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在逻辑上是多阶次的，相同阶次共同体之间的认同传递，不同阶次共同体之间的认同传递，是形成“共同体的共同体”即多阶次共同体嵌套结构的基础。虽说如今已是21 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和节凑也越来越快，但有着悠久历史的从“家”到“国”的共同体嵌套结构，迄今仍在有效维系并不断再生产着民众与国家之间双向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及至在突发性疫情灾难面前再次迸发出了巨大的实践能量。 一方面是民众对于国家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抽象的“自我”、“自由”、“人权”等概念，是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更为推重的是非自我化的共同体生活，尽管偶尔也有“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但普遍的都是从个体的共同体成员身份，来界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等，并由此涵养了源远流长、绵延不息的“家国情怀”。文人学士们谈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许有点像“学而优则仕”，多少还带着些“功业”盘算的意味，而广大民众的家国情怀，那是很朴实也很纯粹的，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要是通过实际行动呈现出来，那是一种“爱国如家”的情感相依，一种“没有国哪有家”的命运攸关，更是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虽说就平常情况而言，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生命活动，大多是在可经验感知的城乡基层社会的领域或范围，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确是个需要借助于思维想象才能把握的实体存在，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来说，也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但国家决不是“虚幻的共同体”而是完全真实的共同体。在中国民众的深层意识中，国家不但与自己休戚与共、命运攸关，更是个人、家庭及其所在基层或区域社会的最后庇护或保护神。正因为如此，平时貌似只在意衣食住行、亲缘家族、邻里街坊的广大民众，在国家遭遇困难特别是遭遇重大困难或风险急难的时候，总会爆发出强烈的“国家优先”乃至“国家至上”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为国分忧为国效力甚至于舍生忘死而义无反顾。就像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所看到的那样，有冒着生命危险驰援疫区的，有坚守岗位保障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也有“宅在家里作贡献”的，为了阻断疫情战胜疫情，全国民众几乎都行动起来了，“最让我震撼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愿意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④ 另一方面是国家对于民众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中国古哲先贤们很早就明白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的道理，甚至还提出了理想国君的标准，即“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若地”。当然，封建皇权国家是“家天下”，实际上不大可能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虽说也出了些“良君”或“好官”，但无论是对民众的情感认同（爱民如子），还是对民众的责任担当（为民除患、庇护民生），实践上都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某些知识精英对于执政者的道德期待。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中国，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领导下，国家对于民众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才真正落到实处。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以最快速度调派医疗队驰援湖北、建设患者集中救治医院，想方设法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亡率，尽最大可能阻遏疫情传播蔓延、避免更多民众被感染，全力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和物资供给、确保防疫期间全国社会的稳定有序。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四、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人猿相揖别”以来，共同体一直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形态，而共同体嵌套结构，则是随着人口规模特别是生产交往范围的扩大而出现的。这种嵌套结构有助于突破血缘、族缘等先天自然纽带共同体的局限性，使更大规模或范围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后来的国家共同体建构准备了条件。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基于自然纽带的氏族-部落共同体，已开始转换为基于情感、信念、利益等社会纽带的社会-政治共同体。转换并非一蹴而就，早期往往还带着氏族-部落制度的痕迹，例如雅典城邦原本由四大部落组成，在经历一系列改革变迁之后，公民、家庭、村落社区或地方基层社会等，才开始成为城邦国家政治建构的基础。 血缘、族缘等因素是自然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对特定自然纽带共同体的归属关系具有先天锁定的性质，哪怕宣布“断绝父子关系”，能“断绝” 的充其量也只是社会纽带意义上的而非自然纽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但国家作为社会-政治共同体，光有这种自然的纽带是远远不够的，即国家的存在需要倚重于双向的逻辑：既要靠基于社会纽带的共同体嵌套结构来支撑国家的政治建制，又要靠宏观-微观的国家政治建制来维系并再生产出社会纽带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当然，国家的形态有多种多样，其内部的共同体特性、嵌套方式、嵌套强度等往往也很不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甚至多少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往世今生。 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差不多同时代，都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其内部的共同体嵌套结构是很松弛的，甚至未能形成足以支撑帝国统治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占领靠武力统治也主要靠武力，其行省建制不如秦汉郡县制，更缺乏像秦汉那样实行“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的客观社会基础。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进入中世纪封建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土地分封制度为依托的领主经济或庄园经济，真正自给自足性质的小农经济特别是自耕农经济，并没有像同时期的中国那样较为充分地发展起来，家庭、村落或基层社区等共同体的发育，也因此缺乏实质性的经济基础，所谓“人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对封建领主或庄园主等土地所有者的依赖关系，而不是表现为对家庭、村落或基层社区等共同体的依赖关系。换句话说，中世纪西欧国家内部的共同体及其嵌套结构，原本就是不完整的、松弛的和脆弱的，而随着15-16 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更是进入了共同体被消蚀和解体、个人被原子化的宿命。于是就有了17-18世纪从“个人”到“社会”的契约论想象：“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国家成员之间的约定乃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⑤“社会”或“国家”，似乎只是某种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仅仅是基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及其约定。这种抽象片面的社会-国家观，催生了一个被工具理性所支配的物化而冷漠的世界，为人类现代文明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中国社会迄今仍具有较为完整的共同体嵌套结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比观念文化传统更基本更重要的社会结构传统，特别是基层社会或地方社会的共同体性质及其嵌套结构，尽管历史上国土疆域时有变化，且常有战争、分裂或割据等，但基本的大趋势始终是国家统一，而背后的隐形主导力量，正是共同体嵌套结构所固有的认同传递机制及其聚合优势；二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对共同体嵌套结构造成严重的实质性冲击，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始于1990年代中期，满打满算也才20 多年即“一代人的时间”，虽说家庭、村落、城乡社区或地方社会等基层共同体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广大民众的共同体依存度和归属感仍然是很强的，即个人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共同体属性，尚未被市场化商业化裹挟而蜕变为“原子化的存在”。这是当代中国的幸运：由于基层社会的共同体性质及其嵌套结构，蕴含着綿韧的压力吸取和消化机制，无论是当年的下岗职工每年数百万递增，还是后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抑或是此次遭遇的新冠疫情肆虐，每每都能举重落轻、化险为夷，有效避免了触发规模化社会动荡或系统性社会危机的风险。 共同体嵌套结构是一份值得珍惜的宝贵历史遗产。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个教训是，注重发展经济而忽视了“保卫社会”，19 世纪以来的社会运动和现代性批判，大多与这个教训及其后果有关。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继承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保护社会不被撕裂或去共同体化？ 如何避免市场逻辑和工具理性对共同体的侵蚀，防范共同体被瓦解和个人被原子化？ 如何在传统认同机制弱化或聚合纽带松弛之处，重建新的共同体认同机制和社会聚合纽带？ 如何在维护和巩固宏观共同体嵌套结构的同时，加强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之基础和底盘的城乡基层社会共同体建设？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152页，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页。 ②姚大志：《什么是社群主义》，《江海学刊》2017年第5 期。 ③潘维：《西来政治学重大概念的中国理解》，《比较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 辑。 ④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赴中国考察专家组负责人布鲁斯.艾尔沃德2020年2月25日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记者会上的发言，转引自《人民日报》2020年2月27日第3 版（记者：张朋辉）。 ⑤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页。 一、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新冠肺炎疫情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二战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全球危机事件”，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都堪称“世纪大疫”。迄今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从全球范围看，疫情仍在继续蔓延，感染人数仍在不断攀升。中国率先打响疫情防控狙击战，仅仅用了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各地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开始逐渐恢复，主要经济指标也已呈现逐月回升态势。虽说病毒之魔还拖着条尾巴，仍有一些零星散发病例，甚至还有可能卷土重来，但这场“战‘疫’”的重大胜利，不但斩断了新冠病毒在中华大地肆虐的魔爪，也为国际社会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又一“中国奇迹”，已成为人类成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典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又值春运期间预计高达30 亿人次的全国人口流动高峰，防控难度之大、形势之严峻，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为什么中国能做到14 亿人民齐步调，迅速构筑起覆盖城乡每个角落的阻遏病毒传播的天罗地网？ 为什么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攻坚克难捷报频传，取得武汉保卫战以及全国疫情防控战的决定性胜利？ ……，这一组“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的确有待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不只是为了总结宣传或讲故事，更是为了探究“中国奇迹”背后的深层成因，揭示“中国力量”、“中国优势”的本体基础及涵养蕴育之源。传统文化及其人文精神，对疫情防控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文章发表，在传统文化叙事与当下疫情防控相互观照的视角之下，诸如“家国情怀”、“爱国奉献”、“以身报国”、“民为邦本”、“舍生取义”、“公而忘私”、“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克己守纪”、“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仁者爱人”、“天下大同”等等，几乎都已经有兹在兹了，而本文更为关注并希望引起重视的，则是疫情防控“中国奇迹”背后的当代中国社会。人文精神不等于文人精神，更不等于传统文人的精神书写。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或思想家们，或官或吏或闲人野鹤，大抵都属于上层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他们所倡导和推崇的“精神”或“文化”，虽说最终根基或源头都在现实社会，但经过理论化的提炼概括以及上层社会内部的适应性修辞，已掺入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取舍标准，很难说有多少是本源而真实的。一个人有没有“尊老爱幼”、“克己奉公”等人文精神，关键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至于他脑袋里怎么想、嘴巴上怎么说，是并不重要的；一个社会有没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等人文精神，关键要看该社会的现实结构及其实践运行等，文人学者或思想家作为抽象片面的社会化脑袋或嘴巴，他们怎么想、怎么说，其实也是不那么重要的。真正本源而真实的人文精神，既不在文人学者的书本上，也不在思想家们的脑袋里，而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交往互动、社会化建构等生命活动的社会实践中。这种活态的人文精神一旦从现实社会实践中被抽离出来，被转化为某种抽象的思想或观念形态，也就变成了干瘪的“精神遗骸”，没有了生命力或力量，更谈不上创造什么人间奇迹，正如马克思当年在批评青年黑格尔派时所说的那样，“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想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①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共识。换句话说，关于“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着眼于抽象精神或观念文化层面的分析思考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从中国社会本身去探讨和寻找答案。中国精神或人文精神并不是某种飘忽的精灵，中国奇迹也不是某种虚构的幻象，它们实际上都是扎根于中国社会这块肥沃的土壤，犹如从这块土壤上开出来的花朵、结出来的果实。二、城乡基层社会的共同体性质通常所称“基层社会”，一般指乡镇或街道级辖域及其以下社会，在国内社会科学类文献著述中，大多相当于农村的“行政村”、城市的“社区”等建制化形态。“社区”这个词，虽然已被政府文件专门用作城市基层区划名称，但它原是费孝通先生用来翻译“community（共同体）”的，而农村地区的村庄或“行政村”，与作为城市基层区划的“社区”相比，往往有着更强的“社区（共同体）”特征，所以有时候，基层社会又被统称为“城乡社区”。基层社会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无论国家的领土疆域、人口规模大小，也无论人们的能力素质、身份地位高低，每个人都是基层社会的一员。“基层社会”与“基层政权”有所不同，前者是社会体系结构的“基层”，后者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基层”。基层社会的“基层”，主要不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而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或者说，作为直接由自然人个体连结或聚合而形成的最基本社会单元或社会体，它是整个社会体系结构的基础和底盘。所谓“基层稳则国家稳”，我国疫情防控能率先取得决定性胜利，基层社会功不可没。武汉封城通告发布后，短短三天内即有29 个省级行政区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级党委政府都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但要全面迅速地落到实处细处并不容易。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还真有些措手不及，除了恰逢春节放假在岗人手不足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此次疫情之严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实非已有的“应急预案”所足以应对，甚至连疫情防控急需的口罩、测温器等最基本物资，都是严重短缺的。这个时候，基层社会行动起来了，而且是以村庄（行政村）、住宅小区（社区）、家庭等为单位行动的。以下是此次疫情防控中观察到的部分情况：一是基层社区层面的行动。农村地区的行政村或自然村等，纷纷以各种方式在入村路口巡查设卡，甚至有违法违规挖断穿村道路的，以至于稍后国家交通部门不得不专门发文予以制止，某些管控严格的村庄，别说来自疫情风险地区的车辆或人员，就连本地探亲拜年的也被拒之村外，村民们外出需报备登记或凭“路条”通行；城市住宅小区只留一个出入通道，普遍搭起了检查岗亭，由社区干部、物管保安、居民志愿者等24 小时值守，严格控制外来车辆或人员进入，对确需进出小区的人员，逐一进行人工测温和检查登记，为降低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除了动员居民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防疫”外，有些小区甚至还采用过限量到户的“通行证”管理方式；住宅小区实行防疫封闭管理，外部力量或人员不便进入，老弱病残孤寡等特殊人群的日常生活需求和困难等，主要靠社区干部、物业管理人员及居民志愿者等提供保障和协助照顾；自武汉封城以后，春运客流量急剧回落，但此前已有大量人员从疫情发生地区去往全国各地，据称春节前仅从武汉出来的就高达500万，潜在传播风险的排查可谓迫在眉睫，正是因为有了城乡基层社区层面的积极行动，包括及时发现疫情地区回城回乡人员、配合政府防控部门评估处置、协调安排居家隔离等等，为当时尚笼罩于疫情恐惧氛围中的广大城乡居民增添了信心和安全感。二是居民家庭层面的行动。城乡居民一改春节期间探亲访友、聚餐会饮的传统习俗，积极响应政府及专业人士号召，自觉自愿居家防疫，有人说这是“中国老百姓听话”，其实更体现了中国老百姓的责任心，既对自己对家人也对社会负责，如果都像某些西方国家民众那样“自我”和任性，恐怕很难想象疫情会肆虐到什么程度；家庭层面的行动协调，既有效降低了小区居民外出的频次，又化解了当时口罩短缺的难题，譬如，某住宅小区曾发出倡议，以家庭为单位减少外出，除遇有特殊情况外，每家每天限一人次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事先还担心没什么效果，没想到倡议发出后家家户户都积极响应和配合；家庭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操作落点，初步风险摸排主要由各家各户自行落实，包括家庭成员以及住家亲戚或保姆等人员的近期行程、接触范围、体温变化、有无疑似症状等，发现有潜在风险或异常情况及时反馈，以便后续跟进做进一步的专业医学检测和筛查，家庭层面的初步风险摸排，撒下了阻断病毒传播的天罗地网，不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更为此次疫情防控精准排查、决战决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情况其实大家都熟悉，至少也是有所耳闻目睹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动往往不是由“上级”直接布置或部署的，而是基层社会自发的、自主的或自组织的行动，以H 市某街道观察到的情形为例，其辖域内正月初二即有住宅小区开始设卡盘查限制来自疫情地区人员进入，而多数小区是在初五以后才采取行动，可见并非出自上级政府的统一部署。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基层社会，之所以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迸发出巨大的张力、韧性和能量，主要是因为，其行动单位即家庭、村庄（行政村）或住宅小区（社区）等，都具有较强的共同体性质和功能。“共同体”这个概念，现在比较常用，其内涵外延也各有所解。在最宽泛意义上，几乎所有可能的个人或个体间合作形态，都被人们称之为“共同体”，甚至还包括了网络世界的聊天群、交友群、讨论区、宠物群等，这种将“共同体”概念泛化或滥用的做法，似乎并不可取。把人们连接或聚合为共同体的纽带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血缘、地缘、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心理偏好、利益关系等等，当然，这只是“有限列举”，但排列顺序多少体现了其连结纽带的强弱程度。对于一个真实的共同体来说，这些纽带往往是多元叠加在一起的，任何共同体内部都包含有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但个体之间若仅有利益关系并不足以形成共同体。人们常说“利益共同体”，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其内部成员之间除了利益关系之外，必定还有其他的连结纽带，否则，就像张三给李四修车、李四给张三付钱一样，这种仅仅基于利益或互利关系的“合作”，根本算不上什么“共同体”。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纯粹只是利益关系并不足以形成个体之间的合作，即使有时候形成了合作，一般也不大可能具有稳定的结构，就像“囚徒疑难”、“分美元游戏”等实验所表明的那样。本文所称之“共同体”，比较接近于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以及部分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思想家的概念界定。参考姚大志教授的概括，②结合本文作者自己的理解，可将真实共同体的三个基本特征表述为：一是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互的情感联系，共同体所负载的成员间情感关系是相互强化的，它借助于情感上的联系将个体聚合起来形成社会体；二是成员之间具有彼此共享的信念或价值观，包括对共享的信念、价值、规范、意义以及历史、文化等等的认同，这构成了共同体之间横向区别的个性特质，也构成了共同体的纵向生命传承；三是共同体对于其成员来说是构成性的或结构性的，并非只是个体的简单相加或聚集，而是既对个体有所增权和赋能，又对个体有所要求和期待的，与此相联系的是“成员身份”，通俗的说就是，如同一个人结了婚成了家养育了子女，不能只想着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他还得按家庭共同体的一员，来定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等等。由此可见，在真实的共同体内部，其成员或个体并不仅仅是作为“个人”、按照“自我”的利益计算而行动的，虽说共同体并不必然牺牲个体利益，但个体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其积极行动原则是“共同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消极行动原则是“个体利益不得损害共同体利益”。与此相联系，对偏离共同体利益的行为也有相应的惩戒机制，包括柔性的或硬性的、弹性的或刚性的方式，以便确保共同体利益的优先地位，把个体偏好或利益诉求收敛并聚合到共同体的行动目标上。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不同，在任何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内部，其成员在情感、信念、价值观以及行动目标等方面都有较强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构成了共同体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城乡基层社会的共同体结构和性质，锻造了个人或个体之间社会团结的集体优势和集体力量，这种优势和力量有时候甚至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只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全国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有关方面资料，我国现有绝大部分中小型农业水利设施，都是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修建的，靠的正是农村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力量。作为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基础和底盘，基层社会共同体不但在历史上铸就了“公而忘私”、“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克己守纪”、“团结互助”等人文精神，同时还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继续维系着这些人文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实践价值。三、中国社会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在中国民众的日常语言中，除了“我们家”、“我们村（小区）”、“我们乡（镇）”等等之外，“我们”还经常与所在城市名称、所属县域或省域行政区名称等联系在一起，直到“我们国家”，——哪怕在谈论国家大事及相关事务时，某些言论可能有所不当，甚至还可能带着些牢骚或“负能量”，其潜意识中仍然多少掩藏有血脉相连的国家认同。语言传达的是思想观念，思想观念的背后是客观实在，可不要忽视了民众的日常语言，真理往往就在日常语言所反映的生活实践中。“我们”这个词，意味着一种共同体认同感以及归属感，而民众话语中该词语义边界的扩展和开放，从微观的“我们家”延伸到宏观的“我们国家”，则意味着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连普通民众都可以感知和体验到的共同体嵌套结构。所谓中国社会的“共同体嵌套结构”，指的是以家庭共同体为初始单元，较小规模的共同体嵌套于较大规模的共同体中，较大规模的共同体嵌套于更大规模的共同体中，直至构成总体性的国家-社会；若以符号“>>”表示嵌套关系，也就是家庭>>村级基层社会>>乡镇级基层社会>>县级区域社会>>地级区域社会>>省级区域社会>>中国社会。“嵌套”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融入机制，即较小的共同体相互适应、认同并融入较大的共同体，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或子系统，就如同各民族相互适应、认同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样。这种从“家”到“国”的共同体嵌套结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宏观结构部分的形塑，得益于秦汉以来绵延不断的郡县制传统，而作为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更是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未曾经历过西方近代以来共同体普遍解体、个人被原子化的过程，自然不会有那种由原子化的理性个体基于利益和契约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更不会有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与社会相分立的“国家”。溯源去看，中国有自己的“社会”概念，“社”之本义为土神或祭祀土神，引申义为祭祀土神之场所或地方，无论以二十五家为“社”，还是以五十家为“社”，指的都是基层民众组织方式，“会”之本义为合或聚合，诸“社”之“会”即为“社会”，堪称名实相符，其规模和体量或大或小，但都具有共同体的性质或特征；同样的，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概念，虽早期曾有“诸侯称国”之说，但“国”之所指，历来是涵盖土地、民众、文化、政权等四大要素的，即国家是由一定的自然地理范围（土地）、社会人口规模（民众）、人文历史传承（文化）、政治权力机构（政权）等所构成的总体性存在或共同体，及至现代中国人日常意识中，“中国” 也仍然是而且首先是这样的概念，——这种统称含义的“国家”概念，恰恰是中国历史文化所特有的，而西方语言中侧重于政权的“state”、侧重于民众的“nation”、侧重于土地的“country”等，都只是些分称含义的“国家”概念。③中文语境中的“社会”、“国家”，从来不是去共同体化的，更不是彼此二元分立或对立的，本文所说的由多阶次共同体嵌套所形成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亦国家亦社会的总体性共同体。关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精髓，古往今来学者们的解读和阐释已是汗牛充栋，诸如“家国同构”、“家庭本位”、“伦理本位”、“礼俗社会”、“礼仪之邦”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而本文更为关注的，则是中国社会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及其认同传递机制。以作为最小单元共同体的家庭为例，其内部无疑有着情感、信念、利益等方面的认同，但如果这种认同是封闭的，即没有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村落之间的认同传递，那充其量也只是许多家庭毗邻而居，是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村落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在逻辑上是多阶次的，相同阶次共同体之间的认同传递，不同阶次共同体之间的认同传递，是形成“共同体的共同体”即多阶次共同体嵌套结构的基础。虽说如今已是21 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和节凑也越来越快，但有着悠久历史的从“家”到“国”的共同体嵌套结构，迄今仍在有效维系并不断再生产着民众与国家之间双向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及至在突发性疫情灾难面前再次迸发出了巨大的实践能量。一方面是民众对于国家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抽象的“自我”、“自由”、“人权”等概念，是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更为推重的是非自我化的共同体生活，尽管偶尔也有“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但普遍的都是从个体的共同体成员身份，来界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等，并由此涵养了源远流长、绵延不息的“家国情怀”。文人学士们谈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许有点像“学而优则仕”，多少还带着些“功业”盘算的意味，而广大民众的家国情怀，那是很朴实也很纯粹的，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要是通过实际行动呈现出来，那是一种“爱国如家”的情感相依，一种“没有国哪有家”的命运攸关，更是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虽说就平常情况而言，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生命活动，大多是在可经验感知的城乡基层社会的领域或范围，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确是个需要借助于思维想象才能把握的实体存在，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来说，也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但国家决不是“虚幻的共同体”而是完全真实的共同体。在中国民众的深层意识中，国家不但与自己休戚与共、命运攸关，更是个人、家庭及其所在基层或区域社会的最后庇护或保护神。正因为如此，平时貌似只在意衣食住行、亲缘家族、邻里街坊的广大民众，在国家遭遇困难特别是遭遇重大困难或风险急难的时候，总会爆发出强烈的“国家优先”乃至“国家至上”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为国分忧为国效力甚至于舍生忘死而义无反顾。就像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所看到的那样，有冒着生命危险驰援疫区的，有坚守岗位保障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也有“宅在家里作贡献”的，为了阻断疫情战胜疫情，全国民众几乎都行动起来了，“最让我震撼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愿意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④另一方面是国家对于民众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中国古哲先贤们很早就明白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的道理，甚至还提出了理想国君的标准，即“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若地”。当然，封建皇权国家是“家天下”，实际上不大可能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虽说也出了些“良君”或“好官”，但无论是对民众的情感认同（爱民如子），还是对民众的责任担当（为民除患、庇护民生），实践上都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某些知识精英对于执政者的道德期待。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中国，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领导下，国家对于民众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才真正落到实处。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以最快速度调派医疗队驰援湖北、建设患者集中救治医院，想方设法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亡率，尽最大可能阻遏疫情传播蔓延、避免更多民众被感染，全力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和物资供给、确保防疫期间全国社会的稳定有序。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四、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人猿相揖别”以来，共同体一直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形态，而共同体嵌套结构，则是随着人口规模特别是生产交往范围的扩大而出现的。这种嵌套结构有助于突破血缘、族缘等先天自然纽带共同体的局限性，使更大规模或范围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后来的国家共同体建构准备了条件。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基于自然纽带的氏族-部落共同体，已开始转换为基于情感、信念、利益等社会纽带的社会-政治共同体。转换并非一蹴而就，早期往往还带着氏族-部落制度的痕迹，例如雅典城邦原本由四大部落组成，在经历一系列改革变迁之后，公民、家庭、村落社区或地方基层社会等，才开始成为城邦国家政治建构的基础。血缘、族缘等因素是自然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对特定自然纽带共同体的归属关系具有先天锁定的性质，哪怕宣布“断绝父子关系”，能“断绝” 的充其量也只是社会纽带意义上的而非自然纽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但国家作为社会-政治共同体，光有这种自然的纽带是远远不够的，即国家的存在需要倚重于双向的逻辑：既要靠基于社会纽带的共同体嵌套结构来支撑国家的政治建制，又要靠宏观-微观的国家政治建制来维系并再生产出社会纽带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当然，国家的形态有多种多样，其内部的共同体特性、嵌套方式、嵌套强度等往往也很不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甚至多少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往世今生。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差不多同时代，都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其内部的共同体嵌套结构是很松弛的，甚至未能形成足以支撑帝国统治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占领靠武力统治也主要靠武力，其行省建制不如秦汉郡县制，更缺乏像秦汉那样实行“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的客观社会基础。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进入中世纪封建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土地分封制度为依托的领主经济或庄园经济，真正自给自足性质的小农经济特别是自耕农经济，并没有像同时期的中国那样较为充分地发展起来，家庭、村落或基层社区等共同体的发育，也因此缺乏实质性的经济基础，所谓“人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对封建领主或庄园主等土地所有者的依赖关系，而不是表现为对家庭、村落或基层社区等共同体的依赖关系。换句话说，中世纪西欧国家内部的共同体及其嵌套结构，原本就是不完整的、松弛的和脆弱的，而随着15-16 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更是进入了共同体被消蚀和解体、个人被原子化的宿命。于是就有了17-18世纪从“个人”到“社会”的契约论想象：“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国家成员之间的约定乃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⑤“社会”或“国家”，似乎只是某种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仅仅是基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及其约定。这种抽象片面的社会-国家观，催生了一个被工具理性所支配的物化而冷漠的世界，为人类现代文明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国社会迄今仍具有较为完整的共同体嵌套结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比观念文化传统更基本更重要的社会结构传统，特别是基层社会或地方社会的共同体性质及其嵌套结构，尽管历史上国土疆域时有变化，且常有战争、分裂或割据等，但基本的大趋势始终是国家统一，而背后的隐形主导力量，正是共同体嵌套结构所固有的认同传递机制及其聚合优势；二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对共同体嵌套结构造成严重的实质性冲击，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始于1990年代中期，满打满算也才20 多年即“一代人的时间”，虽说家庭、村落、城乡社区或地方社会等基层共同体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广大民众的共同体依存度和归属感仍然是很强的，即个人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共同体属性，尚未被市场化商业化裹挟而蜕变为“原子化的存在”。这是当代中国的幸运：由于基层社会的共同体性质及其嵌套结构，蕴含着綿韧的压力吸取和消化机制，无论是当年的下岗职工每年数百万递增，还是后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抑或是此次遭遇的新冠疫情肆虐，每每都能举重落轻、化险为夷，有效避免了触发规模化社会动荡或系统性社会危机的风险。共同体嵌套结构是一份值得珍惜的宝贵历史遗产。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个教训是，注重发展经济而忽视了“保卫社会”，19 世纪以来的社会运动和现代性批判，大多与这个教训及其后果有关。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继承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保护社会不被撕裂或去共同体化？ 如何避免市场逻辑和工具理性对共同体的侵蚀，防范共同体被瓦解和个人被原子化？ 如何在传统认同机制弱化或聚合纽带松弛之处，重建新的共同体认同机制和社会聚合纽带？ 如何在维护和巩固宏观共同体嵌套结构的同时，加强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之基础和底盘的城乡基层社会共同体建设？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152页，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页。②姚大志：《什么是社群主义》，《江海学刊》2017年第5 期。③潘维：《西来政治学重大概念的中国理解》，《比较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 辑。④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赴中国考察专家组负责人布鲁斯.艾尔沃德2020年2月25日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记者会上的发言，转引自《人民日报》2020年2月27日第3 版（记者：张朋辉）。⑤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页。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网址: http://zgshgz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58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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