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中国英语的概念最早是由我国学者葛传槼于1980 年提出的。 他指出，中国英语将规范性英语的国际标准与中国本土文化及其独特的发音、词汇、表达、语法、话语等方面融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1］。 因此，中国英语兼具两者特色，既具有规范性英语的共性， 又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它是中外长期跨文化交际的产物。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中国英语在中华文化的传播、民族自豪感的提升以及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抵制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说，中国英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而本文旨在从政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英语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1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和力量 1.1 语言与权力的关系 自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以来，关于“权力”的研究和讨论一直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再到当代西方理论家， 主流观点都将权力视为个人或组织影响或统治他人的能力。总体而言，权力理论主要关注主权和统治权，尤其是国家权力，它的重点一直是谁在发挥和行使统治权， 以及如何捍卫和巩固其统治权。Michel Foucault 通过其话语权理论， 从全新的角度研究、反思和讨论了权力问题，他说，“我们生活在符号和语言的世界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除了语言之外不存在真正的事物； 我们正在谈论一种语言，我们正在用这种语言进行交谈”［2］。 该理论声称，语言就是力量；语言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媒介；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中的主导力量。受该理论的启发，结合对社会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对语言的研究已逐渐超出语言学的范畴。 例如，Norman Fairclough断言，“我们必须寻求通过语言来维持权力的途径，因为意识形态总是参与维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且通常通过语言来表达”，他说，“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权力是通过意识形态来行使的，更具体地说，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运作来实现的， 语言可能已成为社会控制和权力的基本媒介”［3］。 1.2 跨文化交际的本质 通过跨文化交际，一方面，使得不同文化得以体现；另一方面，使人既能理解本土文化，又能领会外来文化。因此，跨文化交际的本质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探寻知识和真理的行为过程。其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可以指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进行交流”既意味着和平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包括对抗、冲突甚至战争［4］。 正如Samovar 所指，跨文化交际应适应世界关系的变化［5］。 在跨文化交际中，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交流并不平等。在当今世界，英语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首选，它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媒介和载体。 由于英语国家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所以英语话语权相当强大， 西方价值体系和文明模式在全球舞台占据主导地位。在非英语国家中，人们只有培养扎实的英语交流能力， 才能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并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英语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英语本土化，本土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生过程，是英语与英语接受国本土文化的结合过程。从文化角度来看，东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 我国很多方面的内容是不能直接翻译成英语的，包括观念、规范、食物、音乐形式、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等，因此，英语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语言和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复杂的社会形态、悠久历史的影响。 从理论角度来看，与其他国家英语（如印度英语、新西兰英语甚至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一样，中国英语也应被视为国际英语家族的一员。 2 中国英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2.1 中国英语与中华民族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文化系统的状态，即“其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状态， 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6］。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这使得民族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2002 年9 月， 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在第57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强调， 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7］。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对外提出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 2014 年4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 首次建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同时将文化安全列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的11 个要素之一［8］。文化安全同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一起，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所以确保文化安全就必须确保本国语言的安全。 英语是跨文化交际的通用语言，并得到了英语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支持。当前，英语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中文的交流表达权因英语的渗透而被弱化。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在中国大众媒体中涌现出许多英文词汇， 并渗透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VCR、NATO、FIFA、OA、GDP、DIY、NBA、VCD、GPS、CPI、App、MOOC、5G、ATM、VIP、IQ、EQ 等，这些缩写的英语词汇甚至在国家出版物和官方文件中都已经广泛使用。 另一方面， 英语的强势导致平等交流概念的丧失。 Samue 曾说过，对于传统社会的稳定而言，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外国侵略，而是外国观念的入侵［9］。跨文化交流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也是本土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交流， 这意味着交流的两个主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语文化可以促进跨文化交流， 那么英语使用者也必须掌握中国文化；作为中国人，在文化交流中如果无法表达中国本土文化，就等同于被剥夺交流机会或权力，更不用说跨文化平等交流了。在这方面，有一些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例如，一些中国英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理解和适应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却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引入。根据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的语言迁移理论， 语言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始终会对他（或她）的第二语言学习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一些教师经常夸大学生英语习得过程中的负面迁移，甚至要求学生在英语课上“忘记”母语，以免受到母语的影响，最终导致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的丢失，这样一来， 中国学生在未来的跨文化交流中也必将处于劣势。 显然，从交际能力培养的角度来看，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英语教育高度重视英语文化交际的引入，而边缘化了中国语言和文化。 对于广大英语学习者来说， 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只会导致他人的价值观替代自己的价值观， 这将使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逐渐失去独立、平等的地位，最终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为今之计，只有将英语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有资格进行跨文化交际；只有认同我们的本土文化并为之自豪， 才能使我们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交流。鉴于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英语时， 我们不必盲目适应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的观点或语言表达， 因为这将使我们被牢牢地束缚在西方式思维当中。相反，我们应该创建和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英语表达方式， 在确保清晰度和可接受性的前提下，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这无疑将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2.2 中国英语与文化话语权 Joseph Nye 创造性地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即“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迫来获得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10］。与传统的“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更为灵活、更具非强制性， 文化话语权就是一种典型的“软实力”。 英语是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 也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媒介，英语文化话语权始终具有主导地位。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尽管目前汉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但将来汉语也可能成为一种国际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要凸显中国的文化话语权，一个可行方案就是使用“中国英语”对中国文化进行对外传播，在遵守国际英语规范的同时，“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当前，气候变化、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关注的话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们应该使用中国英语来表达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全球治理的观点和思想，并寻求外界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中国的民主与人权、新闻管理、民族与宗教、司法制度等问题一直受到外界的误解， 我们应该使用中国英语更好地解释我们的政策，说明立场，在列出问题的同时介绍我们的发展情况和成就， 并引导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地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 2.3 中国英语和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跨文化交际应该是平等的，包括目标语言、文化的输入和源语言、文化的输出。随着发达国家掌握国际文化话语权， 中国目前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软实力不足的问题。 随着中国与世界双向交流的不断加深，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 中国迫切需要介绍和传播其杰出的文化和技术成就，以展现当代中国发展特色。2011 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我们应着重于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并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从那时起， 中国政府开始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为一项国家战略，并将其付诸实践，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 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以孔子学院为主要载体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截至2018 年，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 我国已在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48 所孔子学院。随着孔子学院数量的增多，汉语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和学习汉语。 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发展迅速，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种方式是公共外交，主要以文化外交的形式传播中国文化。 公共外交是通过文化交流提升一个国家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一种外交方式。传统的公共外交以政府宣传为主，但目前的公共外交具有更丰富的形式和内涵， 不仅涉及政府宣传，还涉及很多个人、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文化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主要实现三个目标，即树立国家形象、增强本国国际地位及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并借助公共外交促进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准确理解。文化外交不仅是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还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在中华文化向外界传播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孔子学院为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平台。 但是，在国际上，中文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还无法与英语相提并论， 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主要以中国英语为媒介。另外，中国英语也是准确描述和介绍中国文化产品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里的文化产品既指狭义的文化产品，即音乐、电影、工艺品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产品，又指广义的文化产品，主要体现在文化观念、产品的文化底蕴等方面。从文化的角度看，许多中国文化产品是独特的，缺乏相应的英语表达，因为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使用中国英语准确翻译中国独特的文化产品有利于中国话语的传播、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有效交流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客观、 理性地认识。 同时，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实际发展情况和对外交流中的基本立场，争取相应的文化话语权。主动使用中国英语翻译中国文化产品， 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有效尝试。 3 结语 英语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其本土化， 中国英语就是英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表达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独特之处。英语是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是跨文化交际的首选语言，英语国家控制着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导致非英语国家和英语国家交流上的不平等。 尽管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表明，汉语将来可能成为另一种国际通用语言， 但目前汉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然非常有限， 这使得中国英语成为加强中国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必不可少的选择。因此，推广和使用中国英语对于确保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彰显中国的文化话语权，进行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葛传槼.漫谈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1980（2）：13-14. ［2］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7. ［3］ 辛斌.福柯的权力论与批评性语篇分析［J］.外语学刊，2006（2）：1-6. ［4］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78. ［5］ Samovar L A， Porter R E， ＆ Stefani L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8. ［6］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40. ［7］ 唐家璇.在第57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EB／OL］.（2002-09-15）［2020-06-01］.http：／ ／news.sina.com.cn／o／2002-09-15／0821725456.html. ［8］ 习近平. 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4-04-15）［2020-06-01］.http：／ ／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 ［9］ Samuel P H.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141. ［10］ Nye J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0 引言中国英语的概念最早是由我国学者葛传槼于1980 年提出的。 他指出，中国英语将规范性英语的国际标准与中国本土文化及其独特的发音、词汇、表达、语法、话语等方面融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1］。 因此，中国英语兼具两者特色，既具有规范性英语的共性， 又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它是中外长期跨文化交际的产物。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中国英语在中华文化的传播、民族自豪感的提升以及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抵制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说，中国英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而本文旨在从政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英语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1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和力量1.1 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自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以来，关于“权力”的研究和讨论一直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再到当代西方理论家， 主流观点都将权力视为个人或组织影响或统治他人的能力。总体而言，权力理论主要关注主权和统治权，尤其是国家权力，它的重点一直是谁在发挥和行使统治权， 以及如何捍卫和巩固其统治权。Michel Foucault 通过其话语权理论， 从全新的角度研究、反思和讨论了权力问题，他说，“我们生活在符号和语言的世界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除了语言之外不存在真正的事物； 我们正在谈论一种语言，我们正在用这种语言进行交谈”［2］。 该理论声称，语言就是力量；语言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媒介；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中的主导力量。受该理论的启发，结合对社会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对语言的研究已逐渐超出语言学的范畴。 例如，Norman Fairclough断言，“我们必须寻求通过语言来维持权力的途径，因为意识形态总是参与维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且通常通过语言来表达”，他说，“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权力是通过意识形态来行使的，更具体地说，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运作来实现的， 语言可能已成为社会控制和权力的基本媒介”［3］。1.2 跨文化交际的本质通过跨文化交际，一方面，使得不同文化得以体现；另一方面，使人既能理解本土文化，又能领会外来文化。因此，跨文化交际的本质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探寻知识和真理的行为过程。其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可以指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进行交流”既意味着和平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包括对抗、冲突甚至战争［4］。 正如Samovar 所指，跨文化交际应适应世界关系的变化［5］。 在跨文化交际中，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交流并不平等。在当今世界，英语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首选，它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媒介和载体。 由于英语国家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所以英语话语权相当强大， 西方价值体系和文明模式在全球舞台占据主导地位。在非英语国家中，人们只有培养扎实的英语交流能力， 才能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并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英语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英语本土化，本土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生过程，是英语与英语接受国本土文化的结合过程。从文化角度来看，东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 我国很多方面的内容是不能直接翻译成英语的，包括观念、规范、食物、音乐形式、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等，因此，英语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语言和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复杂的社会形态、悠久历史的影响。 从理论角度来看，与其他国家英语（如印度英语、新西兰英语甚至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一样，中国英语也应被视为国际英语家族的一员。2 中国英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2.1 中国英语与中华民族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指文化系统的状态，即“其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状态， 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6］。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这使得民族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2002 年9 月， 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在第57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强调， 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7］。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对外提出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 2014 年4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 首次建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同时将文化安全列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的11 个要素之一［8］。文化安全同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一起，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所以确保文化安全就必须确保本国语言的安全。 英语是跨文化交际的通用语言，并得到了英语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支持。当前，英语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中文的交流表达权因英语的渗透而被弱化。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在中国大众媒体中涌现出许多英文词汇， 并渗透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VCR、NATO、FIFA、OA、GDP、DIY、NBA、VCD、GPS、CPI、App、MOOC、5G、ATM、VIP、IQ、EQ 等，这些缩写的英语词汇甚至在国家出版物和官方文件中都已经广泛使用。另一方面， 英语的强势导致平等交流概念的丧失。 Samue 曾说过，对于传统社会的稳定而言，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外国侵略，而是外国观念的入侵［9］。跨文化交流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也是本土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交流， 这意味着交流的两个主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语文化可以促进跨文化交流， 那么英语使用者也必须掌握中国文化；作为中国人，在文化交流中如果无法表达中国本土文化，就等同于被剥夺交流机会或权力，更不用说跨文化平等交流了。在这方面，有一些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例如，一些中国英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理解和适应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却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引入。根据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的语言迁移理论， 语言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始终会对他（或她）的第二语言学习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一些教师经常夸大学生英语习得过程中的负面迁移，甚至要求学生在英语课上“忘记”母语，以免受到母语的影响，最终导致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的丢失，这样一来， 中国学生在未来的跨文化交流中也必将处于劣势。显然，从交际能力培养的角度来看，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英语教育高度重视英语文化交际的引入，而边缘化了中国语言和文化。 对于广大英语学习者来说， 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只会导致他人的价值观替代自己的价值观， 这将使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逐渐失去独立、平等的地位，最终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为今之计，只有将英语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有资格进行跨文化交际；只有认同我们的本土文化并为之自豪， 才能使我们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交流。鉴于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英语时， 我们不必盲目适应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的观点或语言表达， 因为这将使我们被牢牢地束缚在西方式思维当中。相反，我们应该创建和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英语表达方式， 在确保清晰度和可接受性的前提下，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这无疑将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2.2 中国英语与文化话语权Joseph Nye 创造性地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即“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迫来获得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10］。与传统的“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更为灵活、更具非强制性， 文化话语权就是一种典型的“软实力”。英语是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 也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媒介，英语文化话语权始终具有主导地位。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尽管目前汉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但将来汉语也可能成为一种国际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要凸显中国的文化话语权，一个可行方案就是使用“中国英语”对中国文化进行对外传播，在遵守国际英语规范的同时，“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当前，气候变化、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关注的话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们应该使用中国英语来表达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全球治理的观点和思想，并寻求外界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中国的民主与人权、新闻管理、民族与宗教、司法制度等问题一直受到外界的误解， 我们应该使用中国英语更好地解释我们的政策，说明立场，在列出问题的同时介绍我们的发展情况和成就， 并引导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地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2.3 中国英语和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跨文化交际应该是平等的，包括目标语言、文化的输入和源语言、文化的输出。随着发达国家掌握国际文化话语权， 中国目前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软实力不足的问题。 随着中国与世界双向交流的不断加深，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 中国迫切需要介绍和传播其杰出的文化和技术成就，以展现当代中国发展特色。2011 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我们应着重于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并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从那时起， 中国政府开始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为一项国家战略，并将其付诸实践，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以孔子学院为主要载体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截至2018 年，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 我国已在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48 所孔子学院。随着孔子学院数量的增多，汉语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和学习汉语。 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发展迅速，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种方式是公共外交，主要以文化外交的形式传播中国文化。 公共外交是通过文化交流提升一个国家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一种外交方式。传统的公共外交以政府宣传为主，但目前的公共外交具有更丰富的形式和内涵， 不仅涉及政府宣传，还涉及很多个人、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文化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主要实现三个目标，即树立国家形象、增强本国国际地位及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并借助公共外交促进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准确理解。文化外交不仅是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还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在中华文化向外界传播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学院为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平台。 但是，在国际上，中文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还无法与英语相提并论， 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主要以中国英语为媒介。另外，中国英语也是准确描述和介绍中国文化产品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里的文化产品既指狭义的文化产品，即音乐、电影、工艺品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产品，又指广义的文化产品，主要体现在文化观念、产品的文化底蕴等方面。从文化的角度看，许多中国文化产品是独特的，缺乏相应的英语表达，因为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使用中国英语准确翻译中国独特的文化产品有利于中国话语的传播、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有效交流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客观、 理性地认识。 同时，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实际发展情况和对外交流中的基本立场，争取相应的文化话语权。主动使用中国英语翻译中国文化产品， 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有效尝试。3 结语英语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其本土化， 中国英语就是英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表达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独特之处。英语是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是跨文化交际的首选语言，英语国家控制着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导致非英语国家和英语国家交流上的不平等。 尽管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表明，汉语将来可能成为另一种国际通用语言， 但目前汉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然非常有限， 这使得中国英语成为加强中国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必不可少的选择。因此，推广和使用中国英语对于确保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彰显中国的文化话语权，进行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参考文献：［1］ 葛传槼.漫谈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1980（2）：13-14.［2］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7.［3］ 辛斌.福柯的权力论与批评性语篇分析［J］.外语学刊，2006（2）：1-6.［4］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78.［5］ Samovar L A， Porter R E， ＆ Stefani L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8.［6］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40.［7］ 唐家璇.在第57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EB／OL］.（2002-09-15）［2020-06-01］.http：／ ／news.sina.com.cn／o／2002-09-15／0821725456.html.［8］ 习近平. 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4-04-15）［2020-06-01］.http：／ ／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9］ Samuel P H.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141.［10］ Nye J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网址: http://zgshgz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58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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