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 是鲁迅先生塑造的“乡土中国”人物群像中的重要成员。他游离于一般平民，不稼不穑、不渔不牧，既在贫乏饥饿的边缘挣扎，也在法理的夹缝中混得一时温饱，属于典型的游民［1］。可以说，身处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与人际倾轧、政治斗争、钱财纠纷一律绝缘的阿Q 可谓人畜无害。但偏偏是这样一个原本没有存在感的游民，最终竟成为士绅阶层兴师动众、联合扑杀的对象。阿Q 的死(或者说，被消灭)的背后，潜藏着士绅阶层的哪些考量、蕴含着怎样的社会思想史意义，值得我们追索、分析。 一、游民身份:阿Q 经济—政治地位内含的双重属性 社会学意义上的游民，指的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游民远离庙堂，和由平民组成的正常社会若即若离，经济上，他们没有资产、固定居所、稳定收入;政治上，不拥有丝毫话语权［2］。以游民的社会学定义、特征为判断依据，结合文中的具体描绘——“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第二章 优胜记略)——阿Q 无疑属于典型的游民。他无亲无故、自在自为，极度贫苦、朝不保夕。虽有本能的需求(譬如性爱)，但都会被否定、压制，甚至惩罚，终而以“个人的悲剧”收尾。无疑，阿Q 的经济—政治地位极为低下，处在社会组织金字塔的底端。 尽管如此，阿Q 经济—政治地位内含的双重属性必须加以注意。因为这两者是士绅阶层对阿Q 做肉体消灭的关键所在。 第一重属性是被剥夺性。这一点一目了然、无需赘言，简言之，除了身体是自己的，阿Q 什么都不曾拥有:没有确切的籍贯记录、有凭有据的姓名、亲朋好友，连栖身之所都是临时的，毡帽外褂、被褥随时可能被当掉。这种被剥夺性不能用词义相对单一的“穷困”来概括，而更应加上“匮乏”使之臻于完整。 第二重属性是潜在破坏性。这一重属性隐藏在被剥夺性的背面，轻易不显露出来。潜在破坏性的根源在于，游民因地位导致的匮乏与自身身心本能需求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前所述，“匮乏”等同现实当中“什么都没有”，而本能需求则意味着“我没有，但我极其渴望拥有”。在小说中，阿Q 并非简单的符号化的游民，而是有血有肉的卑微的人。他至少渴望得到性与财富的满足，并为此事实上侮辱吴妈、调戏小尼姑、参与赌博，付出种种代价。 潜在破坏性演变成为实在的破坏性力量，需要外部因素的参与和触发。这些外部因素至少包括三个:首先是封闭与非对称并存的社会信息环境。这一环境是皇权专制体制的衍生物，表面上，权威信息以塘报、邸抄、官报的形式予以发布，但受众数量极为有限、发布范围极为狭小，且传播效率低下、对非常规、超常规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处置应对能力，以及针对偏见、愚见、谣言的破除能力几近于无，因而是谣言、小道消息得以滋生、繁殖、发酵的绝好温床。在小说里，阿Q 成为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 (Philip A. Kuhn)所谓的“叫魂”闹剧的主人公，依赖的正是这样的环境。当“变天”的说法喧嚣至上、传到镇上时，未庄无人知晓详情，遑论明辨是非，造成权威信息发布者的缺失，而当对现状极为不满、迫切需要改观的阿Q毫无顾忌、发自肺腑地说出“造反了!造反了!”的口号(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之后，他自然而然填补了信息发布—阐释者的空缺，成为“得了”未庄士民“新敬畏”的风云人物。其二是特殊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政权鼎革时期。这样的时期自身就是颠覆的代称:和平时期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在此时恰恰是累赘和负担，且完全能在兵燹匪乱、颠沛流离中尽数丧失，彻底改变人们旧有的社会身份。相比之下，此前就已“一无所有，一身轻松”的游民反而更易在道德失范及法律失效的条件下火中取栗、浑水摸鱼，迅速获得正常时期自己梦寐以求而绝不得的一切［3］，对于阿Q，它们便是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的老婆，等等(第七章革命)。尽管最终阿Q 没有得偿所愿，但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如今不但“能想”“敢想”，甚至有了心“想”事成的可能，拜的乃是特殊时期的诱导推动之功。其三是个体游民在某些利益驱使下结成具有行动力的联合体。在第八章“不准革命”中，游民乘人心惶惶之乱，洗劫了赵秀才家，而在这不久前，阿Q 便已做过“这路生意”，跟在一群游民后面夜半抢劫、站岗放哨，打了秋风、小赚一笔，回到未庄后做了几天大红人(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 以上三种因素一旦结合，游民潜在的破坏欲化作真实的破坏力。他们将在理论、实践两个层面获得信息垄断、实现欲望、付诸实施的力量，有希望，也有能力颠覆现有社会结构。这一形态的游民，究竟能做出什么、做到何种地步，都是不可预测、但又能大体想到的，借用叶圣陶在《隔膜·恐怖的夜》中的一句对白来说，那就是，“本镇的现状何等危险!若是游民无赖乘机骚动，谁能去对付呢!”《阿Q 正传》中，猛虎尚未出笼，便被扑杀。而提前动手的，正是士绅阶层。 二、阿Q 必死:士绅阶层消灭游民的原因解析 士绅阶层是皇权专制赖以存续的结构性要素，关系到封建王朝得以存世、续命，甚或中兴的全程［4］。士绅阶层由负责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授的“士”与负责地方治理、与“官”协调的“绅”共同组成，彼此既有合作、偶有矛盾，但在皇权的引导和现实利益驱动下，缔结长期且稳定的结合关系，充当“官”与“民”之间的传声筒、缓冲器，扮演斡旋者、中间人的双重角色，共同承担基层社会管制的固有使命，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未庄，士绅阶层的主要组成者是赵老太爷、赵秀才、钱太爷的大儿子“假洋鬼子”。他们实际管理控制未庄的社会运行，并联手将阿Q 送上了刑场。对于他们而言，阿Q 必须被消灭。这是因为: 第一，从士绅传统使命的角度上讲，游民是基层社会治理无法忽略的非建构性因子，是担负治理管控工作的士绅阶层的天然的对立面，对其予以消灭责无旁贷、理所应当。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消灭”概念是较为宽泛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通过向游民分发恒产使之有恒心，达成“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礼记·王制》)的设想，进而将游民“消化”成为平民的一分子;类似的，直接通过行政手段将游民体制化，譬如可以推广“出金帛募兵，游民多从之”(《新唐书·康承训传》)的治理手段，让游民为政权效劳;第二个层面则简单粗暴，要么借助高压暴力、行政手段加以压制，“编审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清史稿·食货志一》)，要么干脆在必要的时候直接杀掉、不留后患。阿Q遭遇的是第二个层面最坏的部分。究其原委，未庄的统治者即士绅阶层没有富余的资源“赎买”阿Q 和他一样的游民们。未“庄”从行政级别上介于“镇”与“乡”之间，前者能提供种类较多、且可选择余地较大的就业机会，后者能提供用于耕种与建房造屋的土地，而就业机会、土地都是有效的游民转换途径。而这两者未庄全然不具备，至少是严重缺乏的——即便有，未庄士绅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运用它们为游民造福。因此，消化游民能力缺陷致使未庄士绅对游民的态度毫无温情可言，阿Q“吃”到的嘴巴、挨到的棍打、受到的呵斥都是明证。缺乏温情极易顺理成章地导向毫不留情、血腥暴戾。这为阿Q 被杀打下了理论和情感上的基础。 第二，从构建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出发，阿Q 应该被消灭。小说的故事时间设定在满清覆灭、民国肇始的历史性时段。士绅与阿Q 一起见证并经历了一个剧变时代。在这个时代，新旧杂糅、黑白混融，皇权终结，但专制制度犹存;王朝覆灭，但民意未得申张。对于士绅阶层来说，尤为可惧的是，政权更迭，游民活跃性提升;时局不稳，游民破坏性加剧。发生镇上与未庄的抢劫不过是先声和前导，阿Q 和他的同道具有成规模集结、大展身手才是更可怕、更紧迫的威胁。为了稳定市面、安抚民心，有必要剥夺游民阿Q 的性命。此外，由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前驱的旧官僚与士绅共同运作的“新”政权亟待合法性。它的扎根和发育需要一个突破口、一个契机，那就是能够实施有效的社会治理，换言之，重新让被打断的稳定、安宁回到未庄。从这一需求出发，制造不“稳定”的“罪魁”阿Q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三是化解士绅阶层内部矛盾，修复士绅联盟，需要作为替罪羊的游民来完成献祭任务。阿Q 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不二人选。未庄士绅恰逢的皇朝的末世。末世意味着权力场、财富场的重新洗牌和新一轮博弈的必将开启。两者都会对原有的联盟关系带来冲击，从争议上损害阶层的社会控制力。有鉴于此，士绅们选择了损失相对最轻微的一条路，那就是本阶层自身改头换面，顺应新的政治结构，并在此同时继续保有对基层的绝对掌控力，共同应对因政体巨变而导致的各种各样、前所未见的危机。为此，内部成员的团结尤为可贵。任何破坏、妨碍团结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赵举人家被抢劫事件看上去是一场单一的劫掠，但本质上是对整个阶层提出了挑战。抢劫的结果是，受波及的一方、未受波及的一方在财产、颜面上出现了不平等，而彼此的不平等容易引起彼此关系的间隙、裂缝。而这，显然不符合阶层的整体利益，为此，必须尽快杀一儆百、给赵举人家一个解释、一个交代，让联盟免受侵害。于是，无背景、无家庭、无组织，且和其他游民(王胡、小D 等)之间没有“道义”连接、纯粹是孤家寡人的阿Q 稀里糊涂地被抓捕、象征性地被审问，之后再被公开处决，成为弥合士绅联盟裂缝的献祭品。 三、新瓶旧酒:士绅阶层与基层社会改造困局 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5］。这一理论适用于包括士绅在内的各个阶层。其实，作为一千年余年牢牢把持地方治理权的阶层，士绅的自适应能力得到了长期的训练、磨砺，并在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中得到检验和强化，其对时代变化的敏锐度、适应新变的反应力远超其他阶层。鲁迅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进行了描摹。在小说中，皇上不坐“龙庭”的消息传到未庄“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Q”(第八章 不许革命)。很明显，没有信息优势的游民阿Q 根本没有顺应新时代的自觉意识，而只是机械被动地亦步亦趋。 士绅阶层应变力的强大，其实还通过更多的细节反映了出来。清政权覆亡之前推行新政，废止科举考试，“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钱太爷的大儿子“假洋鬼子”“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第三章 续优胜记略)，在未庄开改良风气之先，但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改良是打折的，真辫子剪去了，后脑勺却戴上个假辫子，在改良、保守之间寻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当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到相对偏僻的未庄，坊间风传“革命党要进城”时，先是城里的“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第七章革命)，后有“消息灵”的赵秀才与假洋鬼子结为“情投意合的同志”，依次去尼姑庵“闹革命”、花钱加入“柿油党”，成为革命党的成员。由此可见，士绅通过参与政党政治适应“新”社会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换句话说，没有改朝换代，乡村里的士绅们可以很保守、封闭，不晓得叉“麻酱”、烧鱼要配细葱，但这些很“土”的枝节事宜，并不代表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继续控制基层社会、维持阶层利益最大化状态，而作出“新”的调整(如念洋学堂、去东洋留学、剪辫子、搞形式意义上的革命等)来确保整个阶层的整体安全和后续统治。 未庄的士绅阶层是极为成功的——革命到底没有“革”掉他们的命，而“革”掉了阿Q 的命。作为社会阶层，他们的命不但不会被革命终结，反而会经由他们的“运”焕发出新的活力。 归根结底，士绅阶层的自我更新(而非变革)能力是其在基层社会得以长期存在、实施稳定统治的秘诀所在。这一能力使士绅阶层融合了自我可塑性与顽固本能，并能够在政权更迭环境中化险为夷、李代桃僵，继续保持控制权，施展社会管制手段。它的存在与存续，赋予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或曰乡土中国)以长期停滞的面貌和超级稳定的本质［6］。“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官还是先前的官，兵还是先前的兵，(第八章 不许革命)，暴露了革命党没有来得及改造，甚至主动留用旧有权力架构的问题，但往深处想想，即便革命党“下了乡”，有士绅阶层盘踞，革命党必然也只能无可奈何、望“乡”兴叹。 社会改造是极其繁密复杂、恒量变量交融的系统工程。就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而言，它的基本功能如倡导良俗、赈灾济贫、助学兴教、便利交通等，都是通过士绅阶层的操作来实现的，士绅阶层的意志和触角深入到了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每个基底，巨细靡遗、无一疏漏。它长于操控、强于履职、精于运作、善于变通，凭借自己的意愿塑造基层社会的形态、规定基层社会的内涵的同时，形成基层的问题就在基层解决的固定格局。为此，士绅阶层拒绝社会开放、信息畅通，使用各种手段打压任何异己，直到后者要么失声暗哑，要么命丧黄泉。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士绅阶层实际上与基层社会合二为一、不可分离，这种结合的结果是，基层社会成为了一个巨大、僵化的封闭系统，自给自足、自我循环，既不吐故又不纳新，死死将外部世界挡在门外。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改造必不可少的环节，让铁板一块的基层社会发生任何有建设性的改观都会倒逼改革者付出沉重代价，所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 说到底，阿Q 被害，生动再现了士绅阶层消灭游民的实绩，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了传统中国社会改造困局。这一困局，究竟由谁破、从哪破、怎样破，远非一代乃至数代变革者所能解答、实现的。鲁迅先生睿智且高远地提出了问题，为后人留下了思考、探索的空间。这就是阿Q 之死所蕴藏的社会思想史价值。 ［1］汪晖.阿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5-68. ［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21. ［3］笑蜀.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51. ［4］姚中秋.封建:华夏治理秩序史:第2 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78. ［5］［意］加塔诺·莫斯卡. 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M］. 贾鹤鹏，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38. ［6］金观涛，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1-62. 阿Q 是鲁迅先生塑造的“乡土中国”人物群像中的重要成员。他游离于一般平民，不稼不穑、不渔不牧，既在贫乏饥饿的边缘挣扎，也在法理的夹缝中混得一时温饱，属于典型的游民［1］。可以说，身处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与人际倾轧、政治斗争、钱财纠纷一律绝缘的阿Q 可谓人畜无害。但偏偏是这样一个原本没有存在感的游民，最终竟成为士绅阶层兴师动众、联合扑杀的对象。阿Q 的死(或者说，被消灭)的背后，潜藏着士绅阶层的哪些考量、蕴含着怎样的社会思想史意义，值得我们追索、分析。一、游民身份:阿Q 经济—政治地位内含的双重属性社会学意义上的游民，指的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游民远离庙堂，和由平民组成的正常社会若即若离，经济上，他们没有资产、固定居所、稳定收入;政治上，不拥有丝毫话语权［2］。以游民的社会学定义、特征为判断依据，结合文中的具体描绘——“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第二章 优胜记略)——阿Q 无疑属于典型的游民。他无亲无故、自在自为，极度贫苦、朝不保夕。虽有本能的需求(譬如性爱)，但都会被否定、压制，甚至惩罚，终而以“个人的悲剧”收尾。无疑，阿Q 的经济—政治地位极为低下，处在社会组织金字塔的底端。尽管如此，阿Q 经济—政治地位内含的双重属性必须加以注意。因为这两者是士绅阶层对阿Q 做肉体消灭的关键所在。第一重属性是被剥夺性。这一点一目了然、无需赘言，简言之，除了身体是自己的，阿Q 什么都不曾拥有:没有确切的籍贯记录、有凭有据的姓名、亲朋好友，连栖身之所都是临时的，毡帽外褂、被褥随时可能被当掉。这种被剥夺性不能用词义相对单一的“穷困”来概括，而更应加上“匮乏”使之臻于完整。第二重属性是潜在破坏性。这一重属性隐藏在被剥夺性的背面，轻易不显露出来。潜在破坏性的根源在于，游民因地位导致的匮乏与自身身心本能需求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前所述，“匮乏”等同现实当中“什么都没有”，而本能需求则意味着“我没有，但我极其渴望拥有”。在小说中，阿Q 并非简单的符号化的游民，而是有血有肉的卑微的人。他至少渴望得到性与财富的满足，并为此事实上侮辱吴妈、调戏小尼姑、参与赌博，付出种种代价。潜在破坏性演变成为实在的破坏性力量，需要外部因素的参与和触发。这些外部因素至少包括三个:首先是封闭与非对称并存的社会信息环境。这一环境是皇权专制体制的衍生物，表面上，权威信息以塘报、邸抄、官报的形式予以发布，但受众数量极为有限、发布范围极为狭小，且传播效率低下、对非常规、超常规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处置应对能力，以及针对偏见、愚见、谣言的破除能力几近于无，因而是谣言、小道消息得以滋生、繁殖、发酵的绝好温床。在小说里，阿Q 成为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 (Philip A. Kuhn)所谓的“叫魂”闹剧的主人公，依赖的正是这样的环境。当“变天”的说法喧嚣至上、传到镇上时，未庄无人知晓详情，遑论明辨是非，造成权威信息发布者的缺失，而当对现状极为不满、迫切需要改观的阿Q毫无顾忌、发自肺腑地说出“造反了!造反了!”的口号(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之后，他自然而然填补了信息发布—阐释者的空缺，成为“得了”未庄士民“新敬畏”的风云人物。其二是特殊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政权鼎革时期。这样的时期自身就是颠覆的代称:和平时期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在此时恰恰是累赘和负担，且完全能在兵燹匪乱、颠沛流离中尽数丧失，彻底改变人们旧有的社会身份。相比之下，此前就已“一无所有，一身轻松”的游民反而更易在道德失范及法律失效的条件下火中取栗、浑水摸鱼，迅速获得正常时期自己梦寐以求而绝不得的一切［3］，对于阿Q，它们便是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的老婆，等等(第七章革命)。尽管最终阿Q 没有得偿所愿，但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如今不但“能想”“敢想”，甚至有了心“想”事成的可能，拜的乃是特殊时期的诱导推动之功。其三是个体游民在某些利益驱使下结成具有行动力的联合体。在第八章“不准革命”中，游民乘人心惶惶之乱，洗劫了赵秀才家，而在这不久前，阿Q 便已做过“这路生意”，跟在一群游民后面夜半抢劫、站岗放哨，打了秋风、小赚一笔，回到未庄后做了几天大红人(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以上三种因素一旦结合，游民潜在的破坏欲化作真实的破坏力。他们将在理论、实践两个层面获得信息垄断、实现欲望、付诸实施的力量，有希望，也有能力颠覆现有社会结构。这一形态的游民，究竟能做出什么、做到何种地步，都是不可预测、但又能大体想到的，借用叶圣陶在《隔膜·恐怖的夜》中的一句对白来说，那就是，“本镇的现状何等危险!若是游民无赖乘机骚动，谁能去对付呢!”《阿Q 正传》中，猛虎尚未出笼，便被扑杀。而提前动手的，正是士绅阶层。二、阿Q 必死:士绅阶层消灭游民的原因解析士绅阶层是皇权专制赖以存续的结构性要素，关系到封建王朝得以存世、续命，甚或中兴的全程［4］。士绅阶层由负责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授的“士”与负责地方治理、与“官”协调的“绅”共同组成，彼此既有合作、偶有矛盾，但在皇权的引导和现实利益驱动下，缔结长期且稳定的结合关系，充当“官”与“民”之间的传声筒、缓冲器，扮演斡旋者、中间人的双重角色，共同承担基层社会管制的固有使命，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未庄，士绅阶层的主要组成者是赵老太爷、赵秀才、钱太爷的大儿子“假洋鬼子”。他们实际管理控制未庄的社会运行，并联手将阿Q 送上了刑场。对于他们而言，阿Q 必须被消灭。这是因为:第一，从士绅传统使命的角度上讲，游民是基层社会治理无法忽略的非建构性因子，是担负治理管控工作的士绅阶层的天然的对立面，对其予以消灭责无旁贷、理所应当。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消灭”概念是较为宽泛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通过向游民分发恒产使之有恒心，达成“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礼记·王制》)的设想，进而将游民“消化”成为平民的一分子;类似的，直接通过行政手段将游民体制化，譬如可以推广“出金帛募兵，游民多从之”(《新唐书·康承训传》)的治理手段，让游民为政权效劳;第二个层面则简单粗暴，要么借助高压暴力、行政手段加以压制，“编审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清史稿·食货志一》)，要么干脆在必要的时候直接杀掉、不留后患。阿Q遭遇的是第二个层面最坏的部分。究其原委，未庄的统治者即士绅阶层没有富余的资源“赎买”阿Q 和他一样的游民们。未“庄”从行政级别上介于“镇”与“乡”之间，前者能提供种类较多、且可选择余地较大的就业机会，后者能提供用于耕种与建房造屋的土地，而就业机会、土地都是有效的游民转换途径。而这两者未庄全然不具备，至少是严重缺乏的——即便有，未庄士绅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运用它们为游民造福。因此，消化游民能力缺陷致使未庄士绅对游民的态度毫无温情可言，阿Q“吃”到的嘴巴、挨到的棍打、受到的呵斥都是明证。缺乏温情极易顺理成章地导向毫不留情、血腥暴戾。这为阿Q 被杀打下了理论和情感上的基础。第二，从构建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出发，阿Q 应该被消灭。小说的故事时间设定在满清覆灭、民国肇始的历史性时段。士绅与阿Q 一起见证并经历了一个剧变时代。在这个时代，新旧杂糅、黑白混融，皇权终结，但专制制度犹存;王朝覆灭，但民意未得申张。对于士绅阶层来说，尤为可惧的是，政权更迭，游民活跃性提升;时局不稳，游民破坏性加剧。发生镇上与未庄的抢劫不过是先声和前导，阿Q 和他的同道具有成规模集结、大展身手才是更可怕、更紧迫的威胁。为了稳定市面、安抚民心，有必要剥夺游民阿Q 的性命。此外，由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前驱的旧官僚与士绅共同运作的“新”政权亟待合法性。它的扎根和发育需要一个突破口、一个契机，那就是能够实施有效的社会治理，换言之，重新让被打断的稳定、安宁回到未庄。从这一需求出发，制造不“稳定”的“罪魁”阿Q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三是化解士绅阶层内部矛盾，修复士绅联盟，需要作为替罪羊的游民来完成献祭任务。阿Q 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不二人选。未庄士绅恰逢的皇朝的末世。末世意味着权力场、财富场的重新洗牌和新一轮博弈的必将开启。两者都会对原有的联盟关系带来冲击，从争议上损害阶层的社会控制力。有鉴于此，士绅们选择了损失相对最轻微的一条路，那就是本阶层自身改头换面，顺应新的政治结构，并在此同时继续保有对基层的绝对掌控力，共同应对因政体巨变而导致的各种各样、前所未见的危机。为此，内部成员的团结尤为可贵。任何破坏、妨碍团结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赵举人家被抢劫事件看上去是一场单一的劫掠，但本质上是对整个阶层提出了挑战。抢劫的结果是，受波及的一方、未受波及的一方在财产、颜面上出现了不平等，而彼此的不平等容易引起彼此关系的间隙、裂缝。而这，显然不符合阶层的整体利益，为此，必须尽快杀一儆百、给赵举人家一个解释、一个交代，让联盟免受侵害。于是，无背景、无家庭、无组织，且和其他游民(王胡、小D 等)之间没有“道义”连接、纯粹是孤家寡人的阿Q 稀里糊涂地被抓捕、象征性地被审问，之后再被公开处决，成为弥合士绅联盟裂缝的献祭品。三、新瓶旧酒:士绅阶层与基层社会改造困局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5］。这一理论适用于包括士绅在内的各个阶层。其实，作为一千年余年牢牢把持地方治理权的阶层，士绅的自适应能力得到了长期的训练、磨砺，并在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中得到检验和强化，其对时代变化的敏锐度、适应新变的反应力远超其他阶层。鲁迅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进行了描摹。在小说中，皇上不坐“龙庭”的消息传到未庄“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Q”(第八章 不许革命)。很明显，没有信息优势的游民阿Q 根本没有顺应新时代的自觉意识，而只是机械被动地亦步亦趋。士绅阶层应变力的强大，其实还通过更多的细节反映了出来。清政权覆亡之前推行新政，废止科举考试，“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钱太爷的大儿子“假洋鬼子”“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第三章 续优胜记略)，在未庄开改良风气之先，但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改良是打折的，真辫子剪去了，后脑勺却戴上个假辫子，在改良、保守之间寻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当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到相对偏僻的未庄，坊间风传“革命党要进城”时，先是城里的“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第七章革命)，后有“消息灵”的赵秀才与假洋鬼子结为“情投意合的同志”，依次去尼姑庵“闹革命”、花钱加入“柿油党”，成为革命党的成员。由此可见，士绅通过参与政党政治适应“新”社会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换句话说，没有改朝换代，乡村里的士绅们可以很保守、封闭，不晓得叉“麻酱”、烧鱼要配细葱，但这些很“土”的枝节事宜，并不代表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继续控制基层社会、维持阶层利益最大化状态，而作出“新”的调整(如念洋学堂、去东洋留学、剪辫子、搞形式意义上的革命等)来确保整个阶层的整体安全和后续统治。未庄的士绅阶层是极为成功的——革命到底没有“革”掉他们的命，而“革”掉了阿Q 的命。作为社会阶层，他们的命不但不会被革命终结，反而会经由他们的“运”焕发出新的活力。归根结底，士绅阶层的自我更新(而非变革)能力是其在基层社会得以长期存在、实施稳定统治的秘诀所在。这一能力使士绅阶层融合了自我可塑性与顽固本能，并能够在政权更迭环境中化险为夷、李代桃僵，继续保持控制权，施展社会管制手段。它的存在与存续，赋予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或曰乡土中国)以长期停滞的面貌和超级稳定的本质［6］。“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官还是先前的官，兵还是先前的兵，(第八章 不许革命)，暴露了革命党没有来得及改造，甚至主动留用旧有权力架构的问题，但往深处想想，即便革命党“下了乡”，有士绅阶层盘踞，革命党必然也只能无可奈何、望“乡”兴叹。社会改造是极其繁密复杂、恒量变量交融的系统工程。就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而言，它的基本功能如倡导良俗、赈灾济贫、助学兴教、便利交通等，都是通过士绅阶层的操作来实现的，士绅阶层的意志和触角深入到了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每个基底，巨细靡遗、无一疏漏。它长于操控、强于履职、精于运作、善于变通，凭借自己的意愿塑造基层社会的形态、规定基层社会的内涵的同时，形成基层的问题就在基层解决的固定格局。为此，士绅阶层拒绝社会开放、信息畅通，使用各种手段打压任何异己，直到后者要么失声暗哑，要么命丧黄泉。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士绅阶层实际上与基层社会合二为一、不可分离，这种结合的结果是，基层社会成为了一个巨大、僵化的封闭系统，自给自足、自我循环，既不吐故又不纳新，死死将外部世界挡在门外。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改造必不可少的环节，让铁板一块的基层社会发生任何有建设性的改观都会倒逼改革者付出沉重代价，所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说到底，阿Q 被害，生动再现了士绅阶层消灭游民的实绩，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了传统中国社会改造困局。这一困局，究竟由谁破、从哪破、怎样破，远非一代乃至数代变革者所能解答、实现的。鲁迅先生睿智且高远地提出了问题，为后人留下了思考、探索的空间。这就是阿Q 之死所蕴藏的社会思想史价值。参考文献:［1］汪晖.阿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5-68.［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21.［3］笑蜀.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51.［4］姚中秋.封建:华夏治理秩序史:第2 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78.［5］［意］加塔诺·莫斯卡. 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M］. 贾鹤鹏，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38.［6］金观涛，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1-62.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网址: http://zgshgz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58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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