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同一性的道德主体性，内蕴三大伦理要素：伦理认同、道德行动及公共信心。隐喻的伦理意义是：具有公共信任的个体是知行合一的个体，具有公共信任的社会也是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同一的社会，因而也必然是伦理与道德同一的理想型社会。当前中国激剧的社会转型，使社会伦理关系与人的道德态度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作为美德的社会公共信任正日渐沦落为社会发展之殇，“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它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1]197。伦理关系的持续解构已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内隐阻力。社会的急剧转型通常内蕴发展的重大机遇。彷徨、无奈乃至无厘头的彼此责难都无济于事，务实的做法是要积极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的伦理道德肇因，进而提出合理性决策方案。本文将以东南大学道德国情调查中心提供的“2017年全国道德发展状况频数分析表”为依据注以教育部长江学者樊和平教授领衔的东大伦理学团队，秉持“顶天立地”的学科发展理念，立足三轮国情大调查(2007、2013、2017)，力图真实呈现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变换轨迹，系列数据对深入梳理当前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的伦理道德影响因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伦理、道德两大界域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进行伦理学的成因分析，力图为问题解决提供较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公务员失职渎职、知行不一对权力公共性的僭越 公职人员高频次腐败已构成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焦点问题之一，其呈现形态主要是公私不分、以权谋私，利用公共职权谋取个人私利。“公—私”对峙不仅影响与制约着当前社会健康发展，同时也必然成为社会公共信任的腐蚀剂。 公职人员、公共单位与公共制度。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中，能冠之以“公共”称谓的主要指客观制度、带有公共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公职人员等。众所周知，制度是客观的，本身并不带有主观意图，其执行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带有主观性的社会主体——人。而从制度的内在伦理本性考察，其价值旨趣在于社会公共性的维护，价值出发点在于代表并维护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从这个层面审视，制度的内在伦理本性就是公共性。当然，这种公共性的价值期待则主要取决于制定、执行及维护制度的社会主体——人，主要是社会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作为一种伦理性实体，其存在主要是公共价值的现实呈现，也是公共性的价值依托，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伦理实体机构。因而，其内在的伦理价值旨趣也在于社会公共性的维护，以服务并服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安排为价值旨归。当然，企事业单位虽然本身具有公共性的价值指向，也是以其价值主体——道德人的存在为伦理前提。基于如上分析，人民大众期待的“公共”最终都指向具有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的政府公职人员。可见，公职人员是否以及能否为“公”、能不能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成为制约当前社会大众公共信任生成的核心要素之一。 公职人员、公共权力与群众利益。权力生成及其存在源于人民群众的赋予，内在的价值旨趣在于维护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权力的内在本质是公共的。“国家权力固然是简单的实体，也同样是普遍的﹝或共同的﹞作品——绝对的事情自身，事情自身使个体意识到他们的本质都在这里充分表达出来了，而且他们的个别性归根结底就只是对他们的普遍性的意识。”[2]52公共权力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存在，其外型为制度安排。因而，制度是权力的实施与保证，而权力则是制度的内核，二者互为表里。权力与制度在客观层面都不具有内在主体性，其效力保证源于其制定与执行者——公职人员。因而，公职人员价值内核不在于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在于“公”，即公职人员是公共权力的化身，是执行权力的社会主体。可见，公职人员、权力、制度及人民群众在公共性层面相通，都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需求，其内在价值意义都在于伦理之公，这也是人民群众公共信任的价值之源。当前，公职人员腐败现象的频发，改变了权力、制度的内在公共性设计，使公职人员——权力——制度——人民大众的伦理信任链条产生阻滞，由此催生出公共信任问题。如上结论在2017年全国道德国情大调查中能获得相关数据佐证：“造成当今不良道德风尚的最主要原因是？”调查中，有55.3%选择了“以权谋私、官员腐败”，占到所有选项百分比的一半以上。在“生活中或媒体上看到政府官员时，您首先想到的是？”调研中，选择“官僚，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占到受访者中的最多数22.2%。“与前几年相比，您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有什么变化？”调查中，只有38.8%的人选择“信任度提高了”，甚至有13.6%的人直接选择不信任。可见，公职人员腐败已成为大众潜在的道德认知，并被认为是当前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的直接成因，从价值层面消解社会公共信任。 综上，中国当前政治生态中公职人员群体的不当行为，已构成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生成的主导要素之一，该群体的一言一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当前中国政治领域公共治理的核心议题。公职人员失职渎职，以公谋私，不仅是对自身公共性、权力公共性的伦理僭越，也间接构成其所属伦理实体党组织的公共信任危机，催生其它领域连锁反应的同时，也构成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阻力。 二、从业者道德式微、唯利是图对市场公共性的僭越 如果说“公共”在政治领域主要指向公职人员，凸显该群体的为“公”之心，在经济领域，“公共”则尤其指向各类公共产品。在市场环境中，各类公共产品其内在的价值意涵是公共性，即为大众公共消费。然而，在当前中国市场语境中，市场从业者因缺乏公德意识，对公共产品“肆意凌辱”，使公共产品人为地附加上个人的私利意志，造假弄假、缺斤短两，带有天然公共使命的市场产品由此沦落为市场从业者的牟利工具，损害市场公共性的同时又危及市场的正常运行。 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与消费大众。明确市场从业者何以能摧毁大众公共信任感，首要问题在于澄明三大伦理因子间的内在关联：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及消费大众。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是指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内在要素有二：一是劳动产品，二是用来交换。其中，用来交换，是商品之所以是商品的首要属性，也是商品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所在。其内在隐喻的伦理意义是：商品只有在与其它物品进行彼此交换时，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商品的交换意义也已决定其内在的伦理意义是“为他”的，即商品具有内在的主体间性，或者说是公共属性。只有在公共的伦理空间中，商品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伦理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商品从业者的伦理价值得以凸显——商品公共职能的协助者。商品交换协助者的这一伦理设定，也就决定了商品从业者所具有的内在伦理本性是公共服务者，职能在于促进商品公共职能的实现，为市场公共运转的正常运行出力，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公共平台就是商品从业者的价值规定。因而，在公共性平台上，商品从业者、公共商品以及消费大众就构成了市场正常运转的商业伦理价值生态。 道德缺失、造假弄假与公共信任。正常的伦理环境中，商品从业者的公德意识强、商品的内在品质过硬、消费大众遵纪守法等伦理条件如果均具备，则意味着正常的商业伦理环境就得以生成，公共性的实现也不存在障碍。这也同时意味着在这种伦理环境中，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消费大众三者之间的伦理沟通畅通无阻，市场的公共性职能得以展现。但在一定意义上，如上伦理生态的生成必须具备的一个理想前提是——市场道德人。即意味着市场公共性的生成与维护必须要以市场从业者的道德前提为基础。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语境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催生的制度监管缺位，导致市场从业者的道德素质日渐缺失，不少人为了蝇头小利，造假弄假，不仅在公共产品上做手脚，在经营过程中也不恪守商业道德，坑蒙拐骗，人们在过度物质依赖中似乎忘却了自身的职责与身份，进而沦落为“物”的奴婢。市场日益商业化的后果必然是商业道德沦丧，损害的不仅是商品的公共性，而且也是市场从业者的公共性。市场私利的日渐膨胀，商品与市场从业者的公共性也随之日渐隐退，道德缺失、造假弄假的盛行，后果也必然是消费大众对市场整体伦理环境的质疑，不仅是对产品质量的质疑，也是对市场从业者素质的质疑，更是对市场伦理环境的公共职能的质疑。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消费大众的公共性断裂，催生的伦理后果就是消费大众对市场公共性的僭越以及对市场公共伦理的不信任。在“在市场上购买食品、衣物、家用电器等商品时，您觉得有安全感吗？”调查中，仅仅有2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觉得有安全感”，而有44.1%的人明确表示“没有安全感”。在“您怎么看待电视、报纸和其它主流媒体上的广告？”调查中，仅有15%的人明确表示相信，有将近85%的受访者则“不相信”或者“将信将疑”。表明在当前市场伦理环境中，由从业者不当行为引发的公共信任问题日趋严重，成为当前社会公共信任解构的重要诱因。 经济、政治与其它。经济领域中，市场从业者的道德感式微、唯利是图，损害的不仅仅是彼此的直接经济利益，更是使人们的“社会性”倒退，具有不断沦落为“自然人”的风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在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公共性僭越，必定对政治领域的公共性产生重要影响与制约性。使“政治人”具有衍化为“经济人”的伦理风险，经济领域的物化思维在政治领域中的不断侵蚀，必定对政治公共性的建构具有重大影响。也正是由于政治——经济领域间公共性的交互僭越，由此导致社会整体的公共性式微。2017年全国道德国情大调查数据显示，在“您认为干部当官的目的是？”调查中，居然有34.3%选择“为自己升官发财”，也有25.6%的人认为是“为家庭增光，光宗耀祖”，如果按照“从个人利益出发”两项相加就占59.9%。在“当前社会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利的严重程度如何？”调查中，“非常严重”占17.8%，“比较严重”占38.1%，两项数据占到总数的55.9%。在“中国社会，您最担忧的问题是？”38.9%选择“腐败不能根治”。多项数据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大众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中，公职人员“正在”或者说“可能”被物化的风险，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的“交叉感染”，使“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蜕变加剧，强化了公众对该群体的不信任。 综上，在经济领域中，市场从业者、市场公共产品、消费大众三者间在公共性层面存在伦理同一。即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消费大众都具有公共性的伦理内核。市场规导不力以及市场从业者的道德式微，会导致人们唯利是图，成为物质奴役的对象，不断肢解市场公共性。同时，物化泛滥，又进一步向政治领域扩张，消解政治公共性，其后果不仅是经济领域大众对市场公共性的不信任，也必然扩张到政治领域公共性的质疑，在一定意义上又加剧了社会的整体不信任感。 三、文化发展的产业化、媚俗化对文化公共性的僭越 文化发展事关民族、国家的价值建构与民众的心灵培育，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伦理调适以及社会的整体发展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伦理意义。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夯实文化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势扩张，社会文化发展也正面临着媚俗化与产业化的风险，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偏离了文化发展的本真，对当前社会整体的伦理价值认同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性。 文化真善美、文化假丑恶与社会公共性。文化不仅是一种形态上大众的价值共识或者暂时的行为趋同，文化更是一种跨越不同历史时段与历史空间的价值沉淀。因而，文化的伦理道德本性就具有跨越不同“个别性”的价值“共性”，它代表着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价值公约数”，是时代公共性的价值呈现。而从内容考察，文化的本真是指向大众的价值共识，是时代的精华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因而，文化的内容就具有真、善、美的价值意涵，求真、求善、求美宣誓了文化的时代公共性力量。然而，在当前的文化战略与文化发展谋划中，文化则逐渐从“价值王国”沦落为“市场附庸”。首当其冲就是文化产业化，文化产业化的发展逻辑虽然是强调文化要“落地开花”，但其内在的前提则是：既要强调文化的产业化，更要夯实文化发展的内涵建设。离开了文化的本真，仅仅强调文化的产业化，结果必然是舍本逐末。文化产业化的可怕后果就是文化发展的市场化。文化发展以真善美为内涵，以塑造时代价值为目标，一旦过度产业化，其后果就是文化发展的市场化，文化发展的价值建设最终从真善美沦落为假丑恶，一味地趋同人们的自然嗜好，文化发展就在灯红酒绿的低级趣味中失去时代公共性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无法谈及对社会发展的价值主导以及对民众个体的价值引领功能，最终必然要形成社会发展的硬伤。在当前的文化市场化进程中，作为产业发展的文化，其发展逻辑已经在很大意义上按照市场法则运作，文化成为人们牟利的工具与手段，其外在表征就是各种文化发展公司遍地开花，文化发展呈现头足倒置的不良生态，“打文化牌”成为不少商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在商业道德缺失的状态下，文化不仅从高大上降格为假丑恶，而且文化也一不小心地成为商业发展的附庸，甚至是商人牟利的“帮凶”，文化发展的低级趣味化一再被人们所诟病，一味地迎合商业发展“个别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时代引领的“普遍性”意义。人们在“享有”低格调文化商品的同时，却时常与时代的真善美失之交臂，在附庸个体化的同时也消解了时代的公共信任。在“公众人物用知名度摄取财富严重程度如何？”调查中，“比较严重”占44.8%，“非常严重”占11.8%，两项相加占56.6%。在“娱乐界以丑闻、绯闻炒作，污染社会风气严重程度如何？”调查中，“非常严重”占13.5%，“比较严重”占53%，两项相加占66.5%。“娱乐界”与“公众人物”共同的伦理特征是他们都可以称之为一定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因而该群体的行为可归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行为，是文化发展的集中呈现。受访者对“公众人物用知名度摄取财富”与“娱乐界以丑闻、绯闻炒作，污染社会风气”的价值否认，是基于对文化产业过度市场化的道德判断与伦理分析，是当前大众文化信任缺失的源头，也同时是社会公共信任缺失的重要诱因。 文化心态、传统文化与文化行为。文化作为一种内生价值，不仅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价值形态，其存在与发展与人的存在及发展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审视，有什么样的文化也就具有什么样的人，人们可以通过对一定文化内核的认知与认同，进而影响与制约自我的价值倾向与行为，形成“文化心态”。所谓“文化心态”即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心”的认同，因而是一种内在的伦理价值认同。价值认同与个体行动往往互为表里，当个体形成某种文化价值心态也就必然意味着个体行动的开始，这也正是“以文化人”的内在伦理逻辑所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除了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各种文化“发展战略”之外，另一些与社会发展并非适应的传统文化也同时并存。从文化历史形态审视，在中国历史文化形态的发展流变中，儒家文化一直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成为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主流价值形态，因而也成为影响与制约人们个体行为的传统文化要素。从伦理道德的内在价值审视，儒家文化具有别具一格的文化发展内核，而“爱有差等”则是其一贯的内在价值导向，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尊尊亲亲(《礼记·王制》)的忠恕之道。儒家文化虽然具有宏大的历史志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展现出一定的公共情怀与历史使命感。然而，其内在的伦理道德基点则是“差序”，这种以标榜自我为中心的差序伦理所建构的伦理特征是：等级性、封闭性与专制性。在当前的伦理文化背景中，以儒家为主要标识的这种传统文化心态依然存留于人们的内在价值，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内在价值准则，并形成主导价值世界的文化心态。内外有别、请客送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是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折射。爱有差等、内外有别，在伦理道德意义上，并非一种普遍性意义上的伦理建构，时刻标榜个体的中心地位，恰恰是对公共价值的逆反，遏制个体主体性的同时，也制约了社会公共性的生长。在这种文化心态的主宰下，掌权者容易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腐败圈子，对待上级阿谀奉承，而对待下级则非常刻薄。而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则畏官、怕官，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消极心态，个体与公共的层级化、对立化，不仅消解了社会的整体公共性，而且在彼此间相互的伦理隔离中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际信任感。在“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您的家人)”调查中，“完全信任”占到83.2%，“不太信任”占1.4%，“根本不信任”占0.2%；在“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陌生人)”调查中，“不太信任”占53.9%，“根本不信任”占25.7%，“完全信任”只有1.2%。从伦理学意义审视，“家人”与“陌生人”的区别就是“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区别，也是差序的文化心态区别。因而，差序格局中的爱有差等，使两种人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自然有所区分进而内外有别。这种文化心态衍生的文化行为，最后不仅是“爱”的区别，也势必发展为社会信任的区别，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公共信任消解的文化因子。 综上，文化的内在价值趋向真善美，以公共性为其内在表征。合理形态的文化不仅是时代发展的伦理道德积淀，也是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内驱力。文化过度产业化，不仅使文化价值具有市场逐利的伦理风险，同时也丧失其公共性的伦理内涵。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衍生出“分别”意识的同时也制约着人们行为的合理性开展。因而，文化市场化与文化心态差序化的共性是：趋向欲望。自然欲望的日渐盛行必然以其“个别性”僭越社会的“普遍性”，社会公共信任由此消解。 四、社会风尚的物质化、人情化对社会公共性的僭越 社会风尚因其内在的伦理普遍性构成某一社会生活中的风向标与晴雨表，由此成为观察社会伦理生活的重要视角。当前，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升的同时，社会风尚的物质化与人伦关系的圈子化也呈现相应的“发展”，攀比之风日盛，人们之间不仅要求“好”，而且还要看谁比谁“更好”。伦理关系的建构不再满足于普通人际交往，而是尽己所能攀高结贵，伦理关系圈子化已构成社会发展的瓶颈。 生活物质化、价值物质化与信仰物质化。社会风尚的物质化实际上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物质化的伦理层面折射。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富有，“有了钱就有了一切”的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日渐生长。由此，金钱就成为物质生活的普遍代表，也因而晋级为衡量身边大小事务的最大准绳，由此催生的另一种价值信任就是：一切为了钱！从社会风尚的物质化——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一切为了钱，这不仅是一个社科理论层面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价值生成与转换问题，其背后的价值隐忧是大众公共信任的丧失。在某种意义上，物质生活与价值信仰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两种重要维度，而物质生活水平只能代表其中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社会的价值问题。毋庸置疑的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共性，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和解始终是任何社会的理想目标。因而，个体与公共的和解也就成为任何一个个体的终极意义所在。然而，社会风尚的物质化，在凸显物质生活重要性的同时，又过分强化了物质生活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过犹不及的后果就是弱化乃至忽略了社会存在的公共价值。当大众生成“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一切为了钱”的价值共识之际，这不仅是社会价值层面的灾难，更是整个社会公共存在的灾难。物质泛滥的后果必然是对社会公共伦理的摧毁，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由此成为无所不能的利剑，大众对公共价值的信任也最终荡然无存。在“您认为我国目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什么影响？”调查中，64.3%的人毫不犹豫选择“利益”；在“请问您是否同意现在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调查中，7.5%的人选择“完全同意”，而47.5%的人选择“比较同意”，两项相加就占到总调查人数的一半，还不包括“不太同意”中的摇摆项。两类数据足以表明：当前，大多数人的价值趋向正在物质化！从生活物质化到价值信仰物质化的蜕变，成为解构当前大众社会公共信任的诱因之一。 生活人情化、价值人情化与信任人情化。追逐人情圈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时髦”的另一种社会风尚，各种老乡会、同学会的盛行就是一种明证。当然，崇尚生活的人情化，除了正常友情的层面之外，其隐喻的伦理意义则在于：通过人情建立，进而捕获某种“熟人”资源，由此为自我发展谋取“人情之脉”。如果从伦理关系考察，社会风尚的人情化实质是寻求一种局部的的自我利益场，与标榜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伦理普遍性背道而驰，是对社会公共性的僭越。问题的严重性则在于，伦理生活的持久化必定催生一定时期大众价值观念的变化。具体而言，生活人情化的后果必然导致人们价值领域的人情意识，也导致人们对人情文化的追捧。这种价值领域的变更，损害的不仅是大众的公共利益，更是对社会公共生活的挑战与僭越。因而，社会生活人情化的实质还是“公—私”对立问题，不仅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对立，更是公共信任与私人信任的对立。社会人情文化的盛行、人情利益的保持，最终必然导致人们对公共价值的迟疑与不信任，在人情化——圈子化的交互影响下消解公共信任。在“您到政府部门办事，首先选择的方法是？”调查中，“找亲朋好友帮忙办理”占18.5%，“找政府中的熟人办理”占21.2%，“送红包”占1.7%，如果包括“其它”0.5%在内一共占到41.8%，接近半数；在“您与您的邻居平时来往多吗？”调查中，“非常多”占17.8%，“比较多”占48.3%，如果不包括“偶尔”在内，共占到66.1%，超过调查人数的半数以上。两类数据叠加说明：由于物化引发的公共信任危机，使人们在更加重视血缘关系的同时，尤其关注身边的人情往来。社会人情化日益加剧的后果势必催生社会人际信任的圈子化，情感阻隔的日益加剧必然成为社会公共信任消解的重要因子。 综上，社会生活的物质化后果在于以物质为手段僭越社会的公共性，而社会生活的人情化则从利己层面又僭越社会的公共生活，二者虽然所生成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但共同点都在于对社会公共性的僭越，催生出大众对公共价值的信任阻滞。当然，社会生活的物质化与社会生活的人情化又并非彼此分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二者相互包含、渗透、转换，进一步弱化了人们的社会公共信任感。 五、结语 综上，社会公共信任不仅是一种伦理关系，更是一种道德生活，是基于伦理同一性的道德主体性，其内在的价值诉求在于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同一。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不能归结为某一领域所造成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结果。问题的解决既要重视伦理规范的建构，也必须予以道德层面的教化，而关键则在于激发先进群体的道德示范效应，发挥该群体对人民群众的伦理启蒙效应，最终在全社会生成“先进群体——人民大众”的伦理价值生态。群众的态度就是公共的态度，只有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具有道德主体性的觉悟，伦理规范才能发挥真正的公共功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也才有根治的可能。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同一性的道德主体性，内蕴三大伦理要素：伦理认同、道德行动及公共信心。隐喻的伦理意义是：具有公共信任的个体是知行合一的个体，具有公共信任的社会也是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同一的社会，因而也必然是伦理与道德同一的理想型社会。当前中国激剧的社会转型，使社会伦理关系与人的道德态度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作为美德的社会公共信任正日渐沦落为社会发展之殇，“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它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1]197。伦理关系的持续解构已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内隐阻力。社会的急剧转型通常内蕴发展的重大机遇。彷徨、无奈乃至无厘头的彼此责难都无济于事，务实的做法是要积极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的伦理道德肇因，进而提出合理性决策方案。本文将以东南大学道德国情调查中心提供的“2017年全国道德发展状况频数分析表”为依据注以教育部长江学者樊和平教授领衔的东大伦理学团队，秉持“顶天立地”的学科发展理念，立足三轮国情大调查(2007、2013、2017)，力图真实呈现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变换轨迹，系列数据对深入梳理当前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的伦理道德影响因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伦理、道德两大界域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进行伦理学的成因分析，力图为问题解决提供较为科学的理论依据。一、公务员失职渎职、知行不一对权力公共性的僭越公职人员高频次腐败已构成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焦点问题之一，其呈现形态主要是公私不分、以权谋私，利用公共职权谋取个人私利。“公—私”对峙不仅影响与制约着当前社会健康发展，同时也必然成为社会公共信任的腐蚀剂。公职人员、公共单位与公共制度。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中，能冠之以“公共”称谓的主要指客观制度、带有公共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公职人员等。众所周知，制度是客观的，本身并不带有主观意图，其执行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带有主观性的社会主体——人。而从制度的内在伦理本性考察，其价值旨趣在于社会公共性的维护，价值出发点在于代表并维护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从这个层面审视，制度的内在伦理本性就是公共性。当然，这种公共性的价值期待则主要取决于制定、执行及维护制度的社会主体——人，主要是社会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作为一种伦理性实体，其存在主要是公共价值的现实呈现，也是公共性的价值依托，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伦理实体机构。因而，其内在的伦理价值旨趣也在于社会公共性的维护，以服务并服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安排为价值旨归。当然，企事业单位虽然本身具有公共性的价值指向，也是以其价值主体——道德人的存在为伦理前提。基于如上分析，人民大众期待的“公共”最终都指向具有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的政府公职人员。可见，公职人员是否以及能否为“公”、能不能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成为制约当前社会大众公共信任生成的核心要素之一。公职人员、公共权力与群众利益。权力生成及其存在源于人民群众的赋予，内在的价值旨趣在于维护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权力的内在本质是公共的。“国家权力固然是简单的实体，也同样是普遍的﹝或共同的﹞作品——绝对的事情自身，事情自身使个体意识到他们的本质都在这里充分表达出来了，而且他们的个别性归根结底就只是对他们的普遍性的意识。”[2]52公共权力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存在，其外型为制度安排。因而，制度是权力的实施与保证，而权力则是制度的内核，二者互为表里。权力与制度在客观层面都不具有内在主体性，其效力保证源于其制定与执行者——公职人员。因而，公职人员价值内核不在于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在于“公”，即公职人员是公共权力的化身，是执行权力的社会主体。可见，公职人员、权力、制度及人民群众在公共性层面相通，都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需求，其内在价值意义都在于伦理之公，这也是人民群众公共信任的价值之源。当前，公职人员腐败现象的频发，改变了权力、制度的内在公共性设计，使公职人员——权力——制度——人民大众的伦理信任链条产生阻滞，由此催生出公共信任问题。如上结论在2017年全国道德国情大调查中能获得相关数据佐证：“造成当今不良道德风尚的最主要原因是？”调查中，有55.3%选择了“以权谋私、官员腐败”，占到所有选项百分比的一半以上。在“生活中或媒体上看到政府官员时，您首先想到的是？”调研中，选择“官僚，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占到受访者中的最多数22.2%。“与前几年相比，您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有什么变化？”调查中，只有38.8%的人选择“信任度提高了”，甚至有13.6%的人直接选择不信任。可见，公职人员腐败已成为大众潜在的道德认知，并被认为是当前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的直接成因，从价值层面消解社会公共信任。综上，中国当前政治生态中公职人员群体的不当行为，已构成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生成的主导要素之一，该群体的一言一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当前中国政治领域公共治理的核心议题。公职人员失职渎职，以公谋私，不仅是对自身公共性、权力公共性的伦理僭越，也间接构成其所属伦理实体党组织的公共信任危机，催生其它领域连锁反应的同时，也构成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阻力。二、从业者道德式微、唯利是图对市场公共性的僭越如果说“公共”在政治领域主要指向公职人员，凸显该群体的为“公”之心，在经济领域，“公共”则尤其指向各类公共产品。在市场环境中，各类公共产品其内在的价值意涵是公共性，即为大众公共消费。然而，在当前中国市场语境中，市场从业者因缺乏公德意识，对公共产品“肆意凌辱”，使公共产品人为地附加上个人的私利意志，造假弄假、缺斤短两，带有天然公共使命的市场产品由此沦落为市场从业者的牟利工具，损害市场公共性的同时又危及市场的正常运行。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与消费大众。明确市场从业者何以能摧毁大众公共信任感，首要问题在于澄明三大伦理因子间的内在关联：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及消费大众。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是指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内在要素有二：一是劳动产品，二是用来交换。其中，用来交换，是商品之所以是商品的首要属性，也是商品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所在。其内在隐喻的伦理意义是：商品只有在与其它物品进行彼此交换时，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商品的交换意义也已决定其内在的伦理意义是“为他”的，即商品具有内在的主体间性，或者说是公共属性。只有在公共的伦理空间中，商品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伦理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商品从业者的伦理价值得以凸显——商品公共职能的协助者。商品交换协助者的这一伦理设定，也就决定了商品从业者所具有的内在伦理本性是公共服务者，职能在于促进商品公共职能的实现，为市场公共运转的正常运行出力，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公共平台就是商品从业者的价值规定。因而，在公共性平台上，商品从业者、公共商品以及消费大众就构成了市场正常运转的商业伦理价值生态。道德缺失、造假弄假与公共信任。正常的伦理环境中，商品从业者的公德意识强、商品的内在品质过硬、消费大众遵纪守法等伦理条件如果均具备，则意味着正常的商业伦理环境就得以生成，公共性的实现也不存在障碍。这也同时意味着在这种伦理环境中，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消费大众三者之间的伦理沟通畅通无阻，市场的公共性职能得以展现。但在一定意义上，如上伦理生态的生成必须具备的一个理想前提是——市场道德人。即意味着市场公共性的生成与维护必须要以市场从业者的道德前提为基础。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语境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催生的制度监管缺位，导致市场从业者的道德素质日渐缺失，不少人为了蝇头小利，造假弄假，不仅在公共产品上做手脚，在经营过程中也不恪守商业道德，坑蒙拐骗，人们在过度物质依赖中似乎忘却了自身的职责与身份，进而沦落为“物”的奴婢。市场日益商业化的后果必然是商业道德沦丧，损害的不仅是商品的公共性，而且也是市场从业者的公共性。市场私利的日渐膨胀，商品与市场从业者的公共性也随之日渐隐退，道德缺失、造假弄假的盛行，后果也必然是消费大众对市场整体伦理环境的质疑，不仅是对产品质量的质疑，也是对市场从业者素质的质疑，更是对市场伦理环境的公共职能的质疑。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消费大众的公共性断裂，催生的伦理后果就是消费大众对市场公共性的僭越以及对市场公共伦理的不信任。在“在市场上购买食品、衣物、家用电器等商品时，您觉得有安全感吗？”调查中，仅仅有2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觉得有安全感”，而有44.1%的人明确表示“没有安全感”。在“您怎么看待电视、报纸和其它主流媒体上的广告？”调查中，仅有15%的人明确表示相信，有将近85%的受访者则“不相信”或者“将信将疑”。表明在当前市场伦理环境中，由从业者不当行为引发的公共信任问题日趋严重，成为当前社会公共信任解构的重要诱因。经济、政治与其它。经济领域中，市场从业者的道德感式微、唯利是图，损害的不仅仅是彼此的直接经济利益，更是使人们的“社会性”倒退，具有不断沦落为“自然人”的风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在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公共性僭越，必定对政治领域的公共性产生重要影响与制约性。使“政治人”具有衍化为“经济人”的伦理风险，经济领域的物化思维在政治领域中的不断侵蚀，必定对政治公共性的建构具有重大影响。也正是由于政治——经济领域间公共性的交互僭越，由此导致社会整体的公共性式微。2017年全国道德国情大调查数据显示，在“您认为干部当官的目的是？”调查中，居然有34.3%选择“为自己升官发财”，也有25.6%的人认为是“为家庭增光，光宗耀祖”，如果按照“从个人利益出发”两项相加就占59.9%。在“当前社会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利的严重程度如何？”调查中，“非常严重”占17.8%，“比较严重”占38.1%，两项数据占到总数的55.9%。在“中国社会，您最担忧的问题是？”38.9%选择“腐败不能根治”。多项数据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大众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中，公职人员“正在”或者说“可能”被物化的风险，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的“交叉感染”，使“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蜕变加剧，强化了公众对该群体的不信任。综上，在经济领域中，市场从业者、市场公共产品、消费大众三者间在公共性层面存在伦理同一。即市场从业者、公共产品、消费大众都具有公共性的伦理内核。市场规导不力以及市场从业者的道德式微，会导致人们唯利是图，成为物质奴役的对象，不断肢解市场公共性。同时，物化泛滥，又进一步向政治领域扩张，消解政治公共性，其后果不仅是经济领域大众对市场公共性的不信任，也必然扩张到政治领域公共性的质疑，在一定意义上又加剧了社会的整体不信任感。三、文化发展的产业化、媚俗化对文化公共性的僭越文化发展事关民族、国家的价值建构与民众的心灵培育，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伦理调适以及社会的整体发展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伦理意义。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夯实文化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势扩张，社会文化发展也正面临着媚俗化与产业化的风险，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偏离了文化发展的本真，对当前社会整体的伦理价值认同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性。文化真善美、文化假丑恶与社会公共性。文化不仅是一种形态上大众的价值共识或者暂时的行为趋同，文化更是一种跨越不同历史时段与历史空间的价值沉淀。因而，文化的伦理道德本性就具有跨越不同“个别性”的价值“共性”，它代表着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价值公约数”，是时代公共性的价值呈现。而从内容考察，文化的本真是指向大众的价值共识，是时代的精华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因而，文化的内容就具有真、善、美的价值意涵，求真、求善、求美宣誓了文化的时代公共性力量。然而，在当前的文化战略与文化发展谋划中，文化则逐渐从“价值王国”沦落为“市场附庸”。首当其冲就是文化产业化，文化产业化的发展逻辑虽然是强调文化要“落地开花”，但其内在的前提则是：既要强调文化的产业化，更要夯实文化发展的内涵建设。离开了文化的本真，仅仅强调文化的产业化，结果必然是舍本逐末。文化产业化的可怕后果就是文化发展的市场化。文化发展以真善美为内涵，以塑造时代价值为目标，一旦过度产业化，其后果就是文化发展的市场化，文化发展的价值建设最终从真善美沦落为假丑恶，一味地趋同人们的自然嗜好，文化发展就在灯红酒绿的低级趣味中失去时代公共性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无法谈及对社会发展的价值主导以及对民众个体的价值引领功能，最终必然要形成社会发展的硬伤。在当前的文化市场化进程中，作为产业发展的文化，其发展逻辑已经在很大意义上按照市场法则运作，文化成为人们牟利的工具与手段，其外在表征就是各种文化发展公司遍地开花，文化发展呈现头足倒置的不良生态，“打文化牌”成为不少商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在商业道德缺失的状态下，文化不仅从高大上降格为假丑恶，而且文化也一不小心地成为商业发展的附庸，甚至是商人牟利的“帮凶”，文化发展的低级趣味化一再被人们所诟病，一味地迎合商业发展“个别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时代引领的“普遍性”意义。人们在“享有”低格调文化商品的同时，却时常与时代的真善美失之交臂，在附庸个体化的同时也消解了时代的公共信任。在“公众人物用知名度摄取财富严重程度如何？”调查中，“比较严重”占44.8%，“非常严重”占11.8%，两项相加占56.6%。在“娱乐界以丑闻、绯闻炒作，污染社会风气严重程度如何？”调查中，“非常严重”占13.5%，“比较严重”占53%，两项相加占66.5%。“娱乐界”与“公众人物”共同的伦理特征是他们都可以称之为一定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因而该群体的行为可归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行为，是文化发展的集中呈现。受访者对“公众人物用知名度摄取财富”与“娱乐界以丑闻、绯闻炒作，污染社会风气”的价值否认，是基于对文化产业过度市场化的道德判断与伦理分析，是当前大众文化信任缺失的源头，也同时是社会公共信任缺失的重要诱因。文化心态、传统文化与文化行为。文化作为一种内生价值，不仅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价值形态，其存在与发展与人的存在及发展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审视，有什么样的文化也就具有什么样的人，人们可以通过对一定文化内核的认知与认同，进而影响与制约自我的价值倾向与行为，形成“文化心态”。所谓“文化心态”即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心”的认同，因而是一种内在的伦理价值认同。价值认同与个体行动往往互为表里，当个体形成某种文化价值心态也就必然意味着个体行动的开始，这也正是“以文化人”的内在伦理逻辑所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除了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各种文化“发展战略”之外，另一些与社会发展并非适应的传统文化也同时并存。从文化历史形态审视，在中国历史文化形态的发展流变中，儒家文化一直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成为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主流价值形态，因而也成为影响与制约人们个体行为的传统文化要素。从伦理道德的内在价值审视，儒家文化具有别具一格的文化发展内核，而“爱有差等”则是其一贯的内在价值导向，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尊尊亲亲(《礼记·王制》)的忠恕之道。儒家文化虽然具有宏大的历史志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展现出一定的公共情怀与历史使命感。然而，其内在的伦理道德基点则是“差序”，这种以标榜自我为中心的差序伦理所建构的伦理特征是：等级性、封闭性与专制性。在当前的伦理文化背景中，以儒家为主要标识的这种传统文化心态依然存留于人们的内在价值，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内在价值准则，并形成主导价值世界的文化心态。内外有别、请客送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是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折射。爱有差等、内外有别，在伦理道德意义上，并非一种普遍性意义上的伦理建构，时刻标榜个体的中心地位，恰恰是对公共价值的逆反，遏制个体主体性的同时，也制约了社会公共性的生长。在这种文化心态的主宰下，掌权者容易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腐败圈子，对待上级阿谀奉承，而对待下级则非常刻薄。而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则畏官、怕官，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消极心态，个体与公共的层级化、对立化，不仅消解了社会的整体公共性，而且在彼此间相互的伦理隔离中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际信任感。在“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您的家人)”调查中，“完全信任”占到83.2%，“不太信任”占1.4%，“根本不信任”占0.2%；在“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陌生人)”调查中，“不太信任”占53.9%，“根本不信任”占25.7%，“完全信任”只有1.2%。从伦理学意义审视，“家人”与“陌生人”的区别就是“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区别，也是差序的文化心态区别。因而，差序格局中的爱有差等，使两种人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自然有所区分进而内外有别。这种文化心态衍生的文化行为，最后不仅是“爱”的区别，也势必发展为社会信任的区别，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公共信任消解的文化因子。综上，文化的内在价值趋向真善美，以公共性为其内在表征。合理形态的文化不仅是时代发展的伦理道德积淀，也是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内驱力。文化过度产业化，不仅使文化价值具有市场逐利的伦理风险，同时也丧失其公共性的伦理内涵。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衍生出“分别”意识的同时也制约着人们行为的合理性开展。因而，文化市场化与文化心态差序化的共性是：趋向欲望。自然欲望的日渐盛行必然以其“个别性”僭越社会的“普遍性”，社会公共信任由此消解。四、社会风尚的物质化、人情化对社会公共性的僭越社会风尚因其内在的伦理普遍性构成某一社会生活中的风向标与晴雨表，由此成为观察社会伦理生活的重要视角。当前，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升的同时，社会风尚的物质化与人伦关系的圈子化也呈现相应的“发展”，攀比之风日盛，人们之间不仅要求“好”，而且还要看谁比谁“更好”。伦理关系的建构不再满足于普通人际交往，而是尽己所能攀高结贵，伦理关系圈子化已构成社会发展的瓶颈。生活物质化、价值物质化与信仰物质化。社会风尚的物质化实际上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物质化的伦理层面折射。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富有，“有了钱就有了一切”的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日渐生长。由此，金钱就成为物质生活的普遍代表，也因而晋级为衡量身边大小事务的最大准绳，由此催生的另一种价值信任就是：一切为了钱！从社会风尚的物质化——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一切为了钱，这不仅是一个社科理论层面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价值生成与转换问题，其背后的价值隐忧是大众公共信任的丧失。在某种意义上，物质生活与价值信仰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两种重要维度，而物质生活水平只能代表其中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社会的价值问题。毋庸置疑的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共性，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和解始终是任何社会的理想目标。因而，个体与公共的和解也就成为任何一个个体的终极意义所在。然而，社会风尚的物质化，在凸显物质生活重要性的同时，又过分强化了物质生活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过犹不及的后果就是弱化乃至忽略了社会存在的公共价值。当大众生成“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一切为了钱”的价值共识之际，这不仅是社会价值层面的灾难，更是整个社会公共存在的灾难。物质泛滥的后果必然是对社会公共伦理的摧毁，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由此成为无所不能的利剑，大众对公共价值的信任也最终荡然无存。在“您认为我国目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什么影响？”调查中，64.3%的人毫不犹豫选择“利益”；在“请问您是否同意现在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调查中，7.5%的人选择“完全同意”，而47.5%的人选择“比较同意”，两项相加就占到总调查人数的一半，还不包括“不太同意”中的摇摆项。两类数据足以表明：当前，大多数人的价值趋向正在物质化！从生活物质化到价值信仰物质化的蜕变，成为解构当前大众社会公共信任的诱因之一。生活人情化、价值人情化与信任人情化。追逐人情圈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时髦”的另一种社会风尚，各种老乡会、同学会的盛行就是一种明证。当然，崇尚生活的人情化，除了正常友情的层面之外，其隐喻的伦理意义则在于：通过人情建立，进而捕获某种“熟人”资源，由此为自我发展谋取“人情之脉”。如果从伦理关系考察，社会风尚的人情化实质是寻求一种局部的的自我利益场，与标榜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伦理普遍性背道而驰，是对社会公共性的僭越。问题的严重性则在于，伦理生活的持久化必定催生一定时期大众价值观念的变化。具体而言，生活人情化的后果必然导致人们价值领域的人情意识，也导致人们对人情文化的追捧。这种价值领域的变更，损害的不仅是大众的公共利益，更是对社会公共生活的挑战与僭越。因而，社会生活人情化的实质还是“公—私”对立问题，不仅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对立，更是公共信任与私人信任的对立。社会人情文化的盛行、人情利益的保持，最终必然导致人们对公共价值的迟疑与不信任，在人情化——圈子化的交互影响下消解公共信任。在“您到政府部门办事，首先选择的方法是？”调查中，“找亲朋好友帮忙办理”占18.5%，“找政府中的熟人办理”占21.2%，“送红包”占1.7%，如果包括“其它”0.5%在内一共占到41.8%，接近半数；在“您与您的邻居平时来往多吗？”调查中，“非常多”占17.8%，“比较多”占48.3%，如果不包括“偶尔”在内，共占到66.1%，超过调查人数的半数以上。两类数据叠加说明：由于物化引发的公共信任危机，使人们在更加重视血缘关系的同时，尤其关注身边的人情往来。社会人情化日益加剧的后果势必催生社会人际信任的圈子化，情感阻隔的日益加剧必然成为社会公共信任消解的重要因子。综上，社会生活的物质化后果在于以物质为手段僭越社会的公共性，而社会生活的人情化则从利己层面又僭越社会的公共生活，二者虽然所生成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但共同点都在于对社会公共性的僭越，催生出大众对公共价值的信任阻滞。当然，社会生活的物质化与社会生活的人情化又并非彼此分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二者相互包含、渗透、转换，进一步弱化了人们的社会公共信任感。五、结语综上，社会公共信任不仅是一种伦理关系，更是一种道德生活，是基于伦理同一性的道德主体性，其内在的价值诉求在于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同一。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不能归结为某一领域所造成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结果。问题的解决既要重视伦理规范的建构，也必须予以道德层面的教化，而关键则在于激发先进群体的道德示范效应，发挥该群体对人民群众的伦理启蒙效应，最终在全社会生成“先进群体——人民大众”的伦理价值生态。群众的态度就是公共的态度，只有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具有道德主体性的觉悟，伦理规范才能发挥真正的公共功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也才有根治的可能。参考文献：[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网址: http://zgshgz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58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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