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斌，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社会性别史研究。 近年来，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女性作为被“忽略”的历史群体走进研究者们的学术视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在目标、策略和关注点等方面日益走向多元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持续提高，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是从事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2019年9月6日至9月8日，第四届“性别与中国社会发展：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学术论坛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妇女论丛》编辑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以及南开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历史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五邑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北中研院等5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余名专家学者、青年才俊，从“新中国70年：研究与方法论”“性别与媒介”“女性职业与职业女性”“女性与法律”“性别与空间”“女性与身体”“媒介与女性形象”“文本内外的传统女性”“女性与政治”“性别与婚姻”等议题入手，探索研究妇女/社会性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在两天的论坛中，老中青三代学者不仅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而且在讨论中坦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多位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经验进行了回顾总结，对传统的研究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史料发掘、研究路径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更新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与看法，引起了广泛共鸣。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主编刘中文、执行主编陈业强、编辑赵莉萍全程参与，并分别出席不同的分论坛，和学者深入交流，积极约稿，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在主办者和参会者的共同努力下，本次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七十年来的性别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渐进入学术主流。如何更好地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前人的研究经验，使其更加有效地推动未来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这已经成为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了充分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教训，论坛在两场主旨报告和一场分论坛中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范式上的转变和理论方法上的发展，同时放眼全球，关注海内外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理论创新，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本次论坛从时空角度对妇女/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集中在两部分：首先对70年来海内外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方法的反省思考。改革开放以来，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从理论方法到史料解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本次论坛邀请了多位妇女/社会性别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出席并作了主题报告，报告内容从不同的侧面总结了70年来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状况，梳理了海外不同地区专家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利弊得失。来自北京大学的专家李志生副教授作了题为《新中国70年中国古代妇女/性别史研究回顾——以大陆为中心的考察》的主旨报告。她没有沿袭其他学者以往采用的系统梳理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成果的传统套路，而是另辟蹊径，从研究范式变化的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妇女/社会性别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回望。她明确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在新理论、新观点带动下蓬勃发展，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她认为，未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应该围绕“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拓展研究范围并把研究推向深入。华东师范大学姜进教授以北美中国学女性主义史学发展为主题作了主旨报告。她先是集中考察了北美中国学中的女性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分析了其学术源起与核心问题的提出，思考北美中国学所关注的若干核心问题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对研究内容的“碎片化”“结构化”倾向进行了辨析。台湾中研院卢建荣教授没有继续在自己格外熟悉的中国古代史、新文化史等领域深耕细作，而是另辟蹊径，从多个角度检视了自陈东原《中国妇女史》出版以来台湾地区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各项成果，发表了中肯的学术评论。卢建荣在主旨报告中既较为客观地肯定了台湾妇女/社会性别史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他认为，目前学者的研究仍然缺乏超越中国古代、近代的贯通性，研究者应在破解古代社会结构性问题和近代大变革问题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的贯通性和诠释力。《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委、南开大学侯杰教授结合多年的研究经验，阐发了从社会史到社会性别史的研究路径，着重强调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人与普通女人亟待加强研究，并从研究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研究方法、理论创新等方面展开解析，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本次论坛对妇女/社会性别史理论与实践的检视还体现在对海内外中国性别史发展中更为具体研究领域的关注和讨论。如乔玉红、林漫、薛英杰和吴依婧等学者在分论坛上就分别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天津师范大学的乔玉红老师重点关注了70年来妇女史学科概念的变化，在梳理中国妇女史研究从沉寂到复兴再到转变这条脉络的同时，挖掘“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对妇女史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她在报告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在逐渐成体系的同时，研究理论和学科指导思想亦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妇女史”，转变为“社会性别史”，再到“妇女/社会性别史”，这代表着妇女史研究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林漫主要阐释了美国当代男性史的发展脉络，考察了男性史与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的关系，同时通过男性史反观性别关系研究，探讨社会性别史领域的学术生态。她在报告中指出了男性史的内在基调仍是女性主义，同时分析了男性史对社会性别史领域学术生态及女性主义学术、政治目标的影响。南开大学薛英杰老师借助西方汉学界《品花宝鉴》的研究，反思女色替代论存在的问题、性别流动性的研究方法和有关情欲分离现象的分析路径，对大陆《品花宝鉴》的性别研究发挥了推动作用。她在报告中提出，西方《品花宝鉴》的研究在女色代替论、性别流动性和情欲分离三个方面对大陆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湖南大学吴依婧具体分析了70年来关于性别平等的妇女政策发展过程，并关注了不同时期的性别平等政策的时代内涵。 二、传统议题的反思与突破 近年来，随着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学科化和系统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其中新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思路为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手段。本次论坛对过去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中受到长期关注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在传统议题研究中所提出的新观点，采用的新视角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对性别与婚姻、家庭的研究是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长期关注的传统议题，也是受到本次论坛参与者特别关注的议题之一。多位学者就自己的最新研究作了报告。华南师范大学张淑一教授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郑武夫人规孺子》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夫死从子”制度中的母系权威比礼法预设强大的状况，认为“孝”是影响先秦时期母子关系的最根本的因素。北京大学林晓萍等人将20世纪早期报刊中针对独身问题所引发的“独身主义讨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独身主义讨论”对近代话语的运用。她们还指出，虽然讨论双方在个人与社会关系认识上存在分歧，但在反对传统礼教和鼓励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基本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她们认为，虽然独身主义支持者没有彻底实现“个人主义”，但他们在争论中提出社会改造的观点，证明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无意识”中营造了社会改造的舆论氛围。五邑大学冉琰杰老师以20世纪早期男女学生的情书为主要材料，运用了社会性别理论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新的婚姻观念如何作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择偶行为以及造成了社会实践层面的哪些变化等问题加以研究。她从词义、社交以及书面语等角度对表达情爱的词汇作了分析，并总结出背后所表达的爱情现代性的趋向。天津外国语大学李文健副教授考察了1930年代婚恋事件媒体叙事中的多义化叙事框架，指出两性关系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商品逻辑下大众媒体的展示价值消解了事件本身的普遍意义。他认为，这种多义化叙事造成了个体事件公共化中的结构性困境：一面是“展示”的困境，即两性关系在日益进步的社会中仍然体现为诸多的不平衡乃至不平等；另一面是展示本身的“困境”，即商品逻辑下大众媒体的展示价值消解了事件本身的普遍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张志永教授运用包括档案在内的多种史料，考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的家庭在伪组织人员行为观念中发挥的作用，较系统地梳理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伪组织人员婚姻家庭问题的政策以及效果。 媒体等公共媒介对女性的关注为学者研究近代女性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支撑。近代报刊等媒体的发展使社会生活的更多侧面在史料中得以展现，在公共话语体系中，女性既是被关注的对象，同时也是争取公共话语权的行为主体。有学者研究指出，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一方面提供了机会让女性从家庭的私密空间走入城市公共生活，一方面又由于百年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媒介工具化——起初的政治化和宣传化、继而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商业化——使得女性从一个被(男性)禁锢的族群更换为被(男性)观看和凝视的客体。参与本次论坛的多位学者对女性与媒介的议题加以关注，并结合自己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延安大学的封磊老师通过对《游戏报》中“花榜”的考察，揭示了晚清文化产业初时的运营机制及社会文化史意涵。作者思考了女性在文化产业中的处境，指出：借由现代出版产业运作的“花榜”是男权消费文化操纵的结果，是对女性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强力度上的消费。清华大学的孙可佳通过对《天义报》进行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对近代女性解放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何震的女权思想进行了考察分析，并对前人研究中有关何震思想的误读进行了纠正。天津师范大学李净昉老师从性别视角对五四时期天津的公共舆论进行考察分析，意在探索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公共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崛起及其扮演的角色。她指出：五四时期天津的公共舆论聚焦社会性别问题，既与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存在密切关系，又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社会性别观念、制度和文化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中国政法大学的高翔宇老师通过报刊等媒介对1928年马振华女士投江自尽的案件进行了透视，认定这为后五四时期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可供解读的侧面。安徽大学孔系敏则通过《申报》对于妇女节议题的呈现，来反思女性是如何尝试进行政治传播的等问题。她通过对1924—1945年《申报》对于妇女节相关议题报道的梳理，认为该时期女性的政治角色既“独立”又“附属”于男权统治，女性的政治传播活动也始终与国家民族的解放进程紧密联系，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南京大学张雅婷通过对海关进出口档案的解读，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国货运动中“摩登女郎”与“贤妻良母”这两种典型的女性形象。她在文中指出，这两种女性形象反映了近代中国女性被置于民族国家建构和救亡图强的历史叙事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中山大学(珠海)的柯佳昕特聘副研究员对《妇女界》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该刊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摒弃政治意识形态而专注于女性实际问题解答的特征，并通过对《妇女界》的解读，一窥当时战时主妇的心态与生活。山西大学王亚莉老师通过对《解放日报》刊登的有关女性话题的文章进行分析，考察了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女性意识的传播和女性形象的塑造。香港中文大学盛之帆从方法论的角度，以《妇女杂志》数据库为蓝本探讨数字档案与民国女性期刊研究，揭示制作者对档案的建构作用，提出研究者应当看到期刊在档案化过程中因遭遇中介转换而裹挟的权力关系。西北师范大学李芳以缠足和整容为切入点，探寻中国女性千百年来进行身体改造过程中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逐渐深入，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视角与政治史、法律史相结合，从性别的角度对政治、法律等宏观结构进行观照，探讨政治史、法律史等学科尚未关注到的维度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本次论坛中，多位学者运用妇女/社会性别视角对政治史等学科的已有结论进行再解读，丰富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对女性的探究和观照。 中国传媒大学的杜怡对近代女性作家白薇的作品进行了文本分析，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予以关注。作者通过女性视角的叙事意义、“性别”视野下的革命书写和身体书写下的性别政治三个方面来厘清特定时空中女作家笔下“革命”的不同含义。吕梁教育学院梁淑荣老师从社会性别角度对社会解放和妇女解放进行了探索，考察了晋绥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及其取得的成果。南开大学的庞少哲通过对湘桂抗战中女性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与思考，揭示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女性如何参与抗战的行为与过程，丰富了学界对女性参与抗战的研究。西安邮电大学副教授刘俊凤从女性视角对抗战时期延安党政机构中的女性群体进行了考察，着重于以外来观察者的视角对延安新女性群体生活和情感的探讨。洛阳师范学院李晓梦老师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进行了归类和分析，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探索抗战时期妇女主体性的产生和主动的实践。 在本次论坛中法律中的性别议题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华中科技大学夏增民副教授在对岳麓书院藏秦简记录的“得之强与弃妻奸案”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案件的全过程进行审视。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艾晶等人运用数据统计的研究方法，整理了清末法部第三次统计资料中女性犯罪的各方面记载，同时对女子犯罪的减免情况进行了重点关注。作者指出，清末的司法对女性犯罪者较为仁慈，只要没有涉及奸盗等重大的罪名，她们很多时候都会得到宽免。河南大学曹梦真从法律的析产行为、报刊舆论和法庭审判多个角度对发生于1927年11月的盛爱颐诉请重析遗产案加以关注，并通过分析析产行为得出这一时期部分女性已经开始具有权利意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的自觉的结论。首都师范大学雷永强集中考察了1950年《婚姻法》在北京工矿企业中的宣传和解读，以及《婚姻法》实施后工人观念和行为的变迁。 三、新思路新方法的运用与拓展 近年来，学者们对与妇女/社会性别相关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逐渐得到了普遍关注与认可。这些新的理论、方法既包含了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反思自我过程中的新理念、新视角，也包含了来自史学其他分支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经验。本次论坛在对传统议题进行探讨与反思的同时，也对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从性别角度进行女性身体的研究，是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也是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女性身体的研究来源于生育史，与对女性身体认识的加深有关：身体作为文化规训和社会生活塑造的对象，其本身的实践过程中渗透着国家权力、体制、秩序等标签的图景。本次论坛推陈出新，从多个角度来反观女性身体与时代互动、生活变迁的关系，希望以此来丰富女性身体的研究，拓宽有关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领域。 本次论坛有多位学者关注女性身体规训等方面的议题，如烫发作为近代以来商业城市中新出现的生活行为，既代表了都市女性时尚风潮的变化，也是女性身体与时代消费文化调适的结果。本次论坛中四川大学的范瑛教授和南开大学的曲敏君均关注到了烫发行为背后所潜藏的性别意义。范瑛从女性烫发风潮中注意到了女性的自我改造挑战着固有的性别角色模式，从而引起了男性对于两性关系的焦虑，间接导致了之后的地方性禁止烫发的行为和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她在文章中指出，由烫发引发的两性性别角色的重构和性别互动，由城市的现代化引发，勾连着城市消费、商业营销、媒体传播、大众心理、家庭分工、社会文化、政治危机等社会机制，不仅呈现了近代中国女性身体的欲望表达，也表达了男性在内忧外患条件下深刻的焦虑和对无力感的宣泄。曲敏君则更多关注烫发行为本身表达的女性对自由独立的诉求，文章落点立足于对烫发行为流行原因的探讨及其背后社会关系的揭示。 体育作为身体规训的方式之一，在本次论坛中也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张平通过《奁史·技艺门》梳理了古代丰富多彩的女子体育活动，并对这些活动加以分类，予以性别角度的考察。南开大学丛菁华则考察了1860年天津开埠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天津的女子体育运动，其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从国家、自我等不同层面，探析在女性与国家、女性与城市、女性自我言说和他者言说中，近代天津女子体育的发展历程。此外，河北师范大学的曹丽莉对民国时期的女子美容整形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美容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群体状况，以及伴随女子美容发展而产生的公共舆论。四川外国语大学惠科老师以晚清时期重庆地区为展开学术考察的时空背景，通过对女性“旌表”和“放足”等问题的解析，力图突破当前单一论说近代中国女性解放的研究藩篱，论证变革时代女性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女性自身的解放等重要问题。他指出：政府既通过对戒缠足建构现代的女性形象，又通过贞节旌表让女性回归传统。武汉大学王超群以疾痛“隐喻化”为切入点，将女性医疗置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在剖析女性疾痛的性别隐喻的同时，亦揭示出疾痛与性别间的紧密关联。她指出，女性在医疗场域中被规训的同时，也利用“地位”“身份”“性别”等有利的社会性因素，获取部分医疗资源和医疗话语权力，有一定的反规训意味。作者认为，在性别权力规训与“反规训”等现象背后，则是疾痛与性别间的交织和互动。 目前，从日常生活史角度对某些妇女/社会性别议题进行解读成为海内外学界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日常生活史通过具体而微观的视角对女性的生活情态进行重新审视，以眼光向下的姿态对女性的生活进行观察，丰富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与途径。本次论坛围绕日常生活史中的女性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陕西师范大学郭海文教授和吴晓彤从电影、小说、画报等影视传媒塑造的女子形象入手，系统研究了近百年来中国女性职业的嬗变。她们通过研究发现，对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进行考察，不能忽视对社会、政治环境和妇女/社会性别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关注。天津艺术研究所王兴昀副研究员立足于北京最早推出娱乐栏目和副刊的《顺天时报》对戏曲女艺人加以考察。他在文章中提出，报纸媒体并不单纯是追捧女艺人文章的收纳者，而且还积极介入到女艺人及其支持者之间，通过引导舆论热点的产生、助推舆论热点的升温来扩大销路。香港大学的王婧婵和南开大学的马晓驰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女子银行，并分别进行了学理探讨。王婧婵对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阐释精英女性在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中的作用，探讨女性在经济活动和服务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价值。她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女子银行成为了“现代”女性在家外进入资本市场的空间。马晓驰探讨了女子银行体现的女子诉求和女子银行中复杂的性别关系。他在文中指出，女子银行出现的事实表明女性的解放并不充分，本质上仍然是男性银行，虽然实现了部分女性服务社会的目的，但在促进广大妇女经济独立的意义上作用有限。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女性突破传统私人空间对自身的束缚，在公共空间中寻求解放出路成为新的常态，女性成为近代社会生产体系中的新元素。有学者认为，由私密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是现代女性区别于传统女性的最鲜明、最重要的标志，是衡量女性解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女性解放的必由之路。在本次论坛中，部分学者对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过程也进行了观察和思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赵崔莉教授立足于宗教学的宗教文化论和社会学的社会冲突论，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女性信教风气浓厚的种种表现，探究了民间支持女性信教的深层原因，揭示了文化认同的某些发展趋势。她从多个方面对明清时期女性信教引发的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冲突原因进行了探讨，展示了女性宗教文化认同和冲突的复杂而细微的变化。南开大学的李小东对女性禁入公共娱乐空间的现象特别关注，梳理了女性禁入公共娱乐空间的部分理由以及背后的男性自我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刘蕊以1874年成立的北京穆瑞盲人学校为个案，在具体研究穆瑞学校中盲女学生相关情况的同时，拓宽视野去思考传统盲女角色形成的原因，学校教育、社会观念、盲女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导”之于女性独立解放中的定位和价值。南开大学的曹昊哲从性别视角对南开学校的健康教育进行研究，从多个角度还原南开学校的健康教育图景。中山大学范若兰教授将研究目光投到了战前新马地区的华人社会，利用20世纪30年代新马华文报刊中有关跳舞和舞女的报道，梳理战前新马舞厅和跳舞基本状况的同时，从性别视角和“差异”概念入手探讨华人社会对跳舞的反应，以及闺秀和舞女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作用，进而揭示闺秀、舞女形象及其转换与时代的关系。南开大学女性学者侯杰老师对美国进步时代女性的制图实践进行了考察，从不同功用的地图入手，指出美国进步时代女性夺取制图话语权，生产传播了地理知识，跨越性别空间界限的同时重塑了女性的身份。 本次论坛的与会学者们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与思考，包括史料的拓展、多元性考察的对象、独特的研究角度以及深入的文本解读。传统女性形象在新的视角与观点下得到了更加深入的解读和分析。 山西大学张玮对《寿阳县志》中的《列女传》进行了文本考察，分析清代寿阳列女现象的三大特征及其反映出的清中后期出现的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同时探索从社会经济史角度来充分挖掘地方史志的史料价值，以求进一步深化对清代社会妇女地位与境遇的认识。天津社会科学院魏淑赟对明清时期中国女作家弹词小说中的女性经济权益诉求进行了研究，指出女作家弹词小说通过揭露妆奁被侵占的现象、描绘招赘保障女性继承权的蓝图、推崇女性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经济独立等多个方面集中表达了女性对保障自身经济权益的诉求。南开大学吴若明老师通过《红楼梦》等作品研究了明清时期女子“琴棋书画”风气在文本和图像中的呈现，考察了明清时期小说中的文本、图像设计、装饰组合中的侍女主题。她在研究中对文本记录和图像传播分别进行了考察，其研究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浙江大学谷玲玲对晚明时期江南名妓的读书活动进行了研究，从读书能力、环境、内容、目的多个角度剖析名妓读书行为的细节。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逐步学科化和体系化，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中妇女/社会性别元素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思考。在本次论坛中，与会学者继往开来，从多个方面对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加以探讨，对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女性主体性予以关注，并从政治、经济、法律等角度对女性的主体性加以观照。在史料运用上，本次论坛的多位学者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同时，大胆尝试引用新的史料；在加强档案资料研究的同时，对媒体报刊和小说画报等视觉文本媒介加以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眼光向下，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对两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念、立场和行为进行多方面探讨。 本次论坛为连续召开的“性别与中国”系列会议中的第四届论坛。论坛以“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为主题，目的首先在于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丰富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史料基础、研究理念和思考角度，探索妇女/社会性别研究拥有的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追求从妇女/社会性别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其次，通过举办论坛的形式，使国内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汇聚一堂，加强性别史研究的学术互动，有助于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加强跨地域学术联动和学术协作。最后，本次论坛中，与会学者分享了各自研究的宝贵经验和优秀成果，这有助于促进妇女/社会性别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柴斌，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社会性别史研究。 近年来，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女性作为被“忽略”的历史群体走进研究者们的学术视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在目标、策略和关注点等方面日益走向多元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持续提高，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是从事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2019年9月6日至9月8日，第四届“性别与中国社会发展：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学术论坛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妇女论丛》编辑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以及南开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历史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五邑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北中研院等5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余名专家学者、青年才俊，从“新中国70年：研究与方法论”“性别与媒介”“女性职业与职业女性”“女性与法律”“性别与空间”“女性与身体”“媒介与女性形象”“文本内外的传统女性”“女性与政治”“性别与婚姻”等议题入手，探索研究妇女/社会性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在两天的论坛中，老中青三代学者不仅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而且在讨论中坦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多位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经验进行了回顾总结，对传统的研究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史料发掘、研究路径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更新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与看法，引起了广泛共鸣。《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主编刘中文、执行主编陈业强、编辑赵莉萍全程参与，并分别出席不同的分论坛，和学者深入交流，积极约稿，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在主办者和参会者的共同努力下，本次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一、七十年来的性别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渐进入学术主流。如何更好地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前人的研究经验，使其更加有效地推动未来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这已经成为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了充分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教训，论坛在两场主旨报告和一场分论坛中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范式上的转变和理论方法上的发展，同时放眼全球，关注海内外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理论创新，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本次论坛从时空角度对妇女/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集中在两部分：首先对70年来海内外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方法的反省思考。改革开放以来，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从理论方法到史料解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本次论坛邀请了多位妇女/社会性别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出席并作了主题报告，报告内容从不同的侧面总结了70年来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状况，梳理了海外不同地区专家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利弊得失。来自北京大学的专家李志生副教授作了题为《新中国70年中国古代妇女/性别史研究回顾——以大陆为中心的考察》的主旨报告。她没有沿袭其他学者以往采用的系统梳理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成果的传统套路，而是另辟蹊径，从研究范式变化的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妇女/社会性别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回望。她明确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在新理论、新观点带动下蓬勃发展，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她认为，未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应该围绕“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拓展研究范围并把研究推向深入。华东师范大学姜进教授以北美中国学女性主义史学发展为主题作了主旨报告。她先是集中考察了北美中国学中的女性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分析了其学术源起与核心问题的提出，思考北美中国学所关注的若干核心问题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对研究内容的“碎片化”“结构化”倾向进行了辨析。台湾中研院卢建荣教授没有继续在自己格外熟悉的中国古代史、新文化史等领域深耕细作，而是另辟蹊径，从多个角度检视了自陈东原《中国妇女史》出版以来台湾地区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各项成果，发表了中肯的学术评论。卢建荣在主旨报告中既较为客观地肯定了台湾妇女/社会性别史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他认为，目前学者的研究仍然缺乏超越中国古代、近代的贯通性，研究者应在破解古代社会结构性问题和近代大变革问题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的贯通性和诠释力。《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委、南开大学侯杰教授结合多年的研究经验，阐发了从社会史到社会性别史的研究路径，着重强调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人与普通女人亟待加强研究，并从研究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研究方法、理论创新等方面展开解析，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扬。本次论坛对妇女/社会性别史理论与实践的检视还体现在对海内外中国性别史发展中更为具体研究领域的关注和讨论。如乔玉红、林漫、薛英杰和吴依婧等学者在分论坛上就分别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天津师范大学的乔玉红老师重点关注了70年来妇女史学科概念的变化，在梳理中国妇女史研究从沉寂到复兴再到转变这条脉络的同时，挖掘“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对妇女史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她在报告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在逐渐成体系的同时，研究理论和学科指导思想亦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妇女史”，转变为“社会性别史”，再到“妇女/社会性别史”，这代表着妇女史研究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林漫主要阐释了美国当代男性史的发展脉络，考察了男性史与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的关系，同时通过男性史反观性别关系研究，探讨社会性别史领域的学术生态。她在报告中指出了男性史的内在基调仍是女性主义，同时分析了男性史对社会性别史领域学术生态及女性主义学术、政治目标的影响。南开大学薛英杰老师借助西方汉学界《品花宝鉴》的研究，反思女色替代论存在的问题、性别流动性的研究方法和有关情欲分离现象的分析路径，对大陆《品花宝鉴》的性别研究发挥了推动作用。她在报告中提出，西方《品花宝鉴》的研究在女色代替论、性别流动性和情欲分离三个方面对大陆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湖南大学吴依婧具体分析了70年来关于性别平等的妇女政策发展过程，并关注了不同时期的性别平等政策的时代内涵。二、传统议题的反思与突破近年来，随着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学科化和系统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其中新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思路为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手段。本次论坛对过去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中受到长期关注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在传统议题研究中所提出的新观点，采用的新视角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对性别与婚姻、家庭的研究是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长期关注的传统议题，也是受到本次论坛参与者特别关注的议题之一。多位学者就自己的最新研究作了报告。华南师范大学张淑一教授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郑武夫人规孺子》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夫死从子”制度中的母系权威比礼法预设强大的状况，认为“孝”是影响先秦时期母子关系的最根本的因素。北京大学林晓萍等人将20世纪早期报刊中针对独身问题所引发的“独身主义讨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独身主义讨论”对近代话语的运用。她们还指出，虽然讨论双方在个人与社会关系认识上存在分歧，但在反对传统礼教和鼓励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基本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她们认为，虽然独身主义支持者没有彻底实现“个人主义”，但他们在争论中提出社会改造的观点，证明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无意识”中营造了社会改造的舆论氛围。五邑大学冉琰杰老师以20世纪早期男女学生的情书为主要材料，运用了社会性别理论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新的婚姻观念如何作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择偶行为以及造成了社会实践层面的哪些变化等问题加以研究。她从词义、社交以及书面语等角度对表达情爱的词汇作了分析，并总结出背后所表达的爱情现代性的趋向。天津外国语大学李文健副教授考察了1930年代婚恋事件媒体叙事中的多义化叙事框架，指出两性关系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商品逻辑下大众媒体的展示价值消解了事件本身的普遍意义。他认为，这种多义化叙事造成了个体事件公共化中的结构性困境：一面是“展示”的困境，即两性关系在日益进步的社会中仍然体现为诸多的不平衡乃至不平等；另一面是展示本身的“困境”，即商品逻辑下大众媒体的展示价值消解了事件本身的普遍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张志永教授运用包括档案在内的多种史料，考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的家庭在伪组织人员行为观念中发挥的作用，较系统地梳理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伪组织人员婚姻家庭问题的政策以及效果。媒体等公共媒介对女性的关注为学者研究近代女性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支撑。近代报刊等媒体的发展使社会生活的更多侧面在史料中得以展现，在公共话语体系中，女性既是被关注的对象，同时也是争取公共话语权的行为主体。有学者研究指出，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一方面提供了机会让女性从家庭的私密空间走入城市公共生活，一方面又由于百年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媒介工具化——起初的政治化和宣传化、继而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商业化——使得女性从一个被(男性)禁锢的族群更换为被(男性)观看和凝视的客体。参与本次论坛的多位学者对女性与媒介的议题加以关注，并结合自己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延安大学的封磊老师通过对《游戏报》中“花榜”的考察，揭示了晚清文化产业初时的运营机制及社会文化史意涵。作者思考了女性在文化产业中的处境，指出：借由现代出版产业运作的“花榜”是男权消费文化操纵的结果，是对女性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强力度上的消费。清华大学的孙可佳通过对《天义报》进行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对近代女性解放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何震的女权思想进行了考察分析，并对前人研究中有关何震思想的误读进行了纠正。天津师范大学李净昉老师从性别视角对五四时期天津的公共舆论进行考察分析，意在探索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公共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崛起及其扮演的角色。她指出：五四时期天津的公共舆论聚焦社会性别问题，既与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存在密切关系，又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社会性别观念、制度和文化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中国政法大学的高翔宇老师通过报刊等媒介对1928年马振华女士投江自尽的案件进行了透视，认定这为后五四时期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可供解读的侧面。安徽大学孔系敏则通过《申报》对于妇女节议题的呈现，来反思女性是如何尝试进行政治传播的等问题。她通过对1924—1945年《申报》对于妇女节相关议题报道的梳理，认为该时期女性的政治角色既“独立”又“附属”于男权统治，女性的政治传播活动也始终与国家民族的解放进程紧密联系，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南京大学张雅婷通过对海关进出口档案的解读，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国货运动中“摩登女郎”与“贤妻良母”这两种典型的女性形象。她在文中指出，这两种女性形象反映了近代中国女性被置于民族国家建构和救亡图强的历史叙事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中山大学(珠海)的柯佳昕特聘副研究员对《妇女界》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该刊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摒弃政治意识形态而专注于女性实际问题解答的特征，并通过对《妇女界》的解读，一窥当时战时主妇的心态与生活。山西大学王亚莉老师通过对《解放日报》刊登的有关女性话题的文章进行分析，考察了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女性意识的传播和女性形象的塑造。香港中文大学盛之帆从方法论的角度，以《妇女杂志》数据库为蓝本探讨数字档案与民国女性期刊研究，揭示制作者对档案的建构作用，提出研究者应当看到期刊在档案化过程中因遭遇中介转换而裹挟的权力关系。西北师范大学李芳以缠足和整容为切入点，探寻中国女性千百年来进行身体改造过程中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随着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逐渐深入，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视角与政治史、法律史相结合，从性别的角度对政治、法律等宏观结构进行观照，探讨政治史、法律史等学科尚未关注到的维度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本次论坛中，多位学者运用妇女/社会性别视角对政治史等学科的已有结论进行再解读，丰富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对女性的探究和观照。中国传媒大学的杜怡对近代女性作家白薇的作品进行了文本分析，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予以关注。作者通过女性视角的叙事意义、“性别”视野下的革命书写和身体书写下的性别政治三个方面来厘清特定时空中女作家笔下“革命”的不同含义。吕梁教育学院梁淑荣老师从社会性别角度对社会解放和妇女解放进行了探索，考察了晋绥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及其取得的成果。南开大学的庞少哲通过对湘桂抗战中女性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与思考，揭示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女性如何参与抗战的行为与过程，丰富了学界对女性参与抗战的研究。西安邮电大学副教授刘俊凤从女性视角对抗战时期延安党政机构中的女性群体进行了考察，着重于以外来观察者的视角对延安新女性群体生活和情感的探讨。洛阳师范学院李晓梦老师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进行了归类和分析，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探索抗战时期妇女主体性的产生和主动的实践。在本次论坛中法律中的性别议题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华中科技大学夏增民副教授在对岳麓书院藏秦简记录的“得之强与弃妻奸案”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案件的全过程进行审视。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艾晶等人运用数据统计的研究方法，整理了清末法部第三次统计资料中女性犯罪的各方面记载，同时对女子犯罪的减免情况进行了重点关注。作者指出，清末的司法对女性犯罪者较为仁慈，只要没有涉及奸盗等重大的罪名，她们很多时候都会得到宽免。河南大学曹梦真从法律的析产行为、报刊舆论和法庭审判多个角度对发生于1927年11月的盛爱颐诉请重析遗产案加以关注，并通过分析析产行为得出这一时期部分女性已经开始具有权利意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的自觉的结论。首都师范大学雷永强集中考察了1950年《婚姻法》在北京工矿企业中的宣传和解读，以及《婚姻法》实施后工人观念和行为的变迁。三、新思路新方法的运用与拓展近年来，学者们对与妇女/社会性别相关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逐渐得到了普遍关注与认可。这些新的理论、方法既包含了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反思自我过程中的新理念、新视角，也包含了来自史学其他分支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经验。本次论坛在对传统议题进行探讨与反思的同时，也对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从性别角度进行女性身体的研究，是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也是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女性身体的研究来源于生育史，与对女性身体认识的加深有关：身体作为文化规训和社会生活塑造的对象，其本身的实践过程中渗透着国家权力、体制、秩序等标签的图景。本次论坛推陈出新，从多个角度来反观女性身体与时代互动、生活变迁的关系，希望以此来丰富女性身体的研究，拓宽有关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领域。本次论坛有多位学者关注女性身体规训等方面的议题，如烫发作为近代以来商业城市中新出现的生活行为，既代表了都市女性时尚风潮的变化，也是女性身体与时代消费文化调适的结果。本次论坛中四川大学的范瑛教授和南开大学的曲敏君均关注到了烫发行为背后所潜藏的性别意义。范瑛从女性烫发风潮中注意到了女性的自我改造挑战着固有的性别角色模式，从而引起了男性对于两性关系的焦虑，间接导致了之后的地方性禁止烫发的行为和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她在文章中指出，由烫发引发的两性性别角色的重构和性别互动，由城市的现代化引发，勾连着城市消费、商业营销、媒体传播、大众心理、家庭分工、社会文化、政治危机等社会机制，不仅呈现了近代中国女性身体的欲望表达，也表达了男性在内忧外患条件下深刻的焦虑和对无力感的宣泄。曲敏君则更多关注烫发行为本身表达的女性对自由独立的诉求，文章落点立足于对烫发行为流行原因的探讨及其背后社会关系的揭示。体育作为身体规训的方式之一，在本次论坛中也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张平通过《奁史·技艺门》梳理了古代丰富多彩的女子体育活动，并对这些活动加以分类，予以性别角度的考察。南开大学丛菁华则考察了1860年天津开埠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天津的女子体育运动，其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从国家、自我等不同层面，探析在女性与国家、女性与城市、女性自我言说和他者言说中，近代天津女子体育的发展历程。此外，河北师范大学的曹丽莉对民国时期的女子美容整形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美容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群体状况，以及伴随女子美容发展而产生的公共舆论。四川外国语大学惠科老师以晚清时期重庆地区为展开学术考察的时空背景，通过对女性“旌表”和“放足”等问题的解析，力图突破当前单一论说近代中国女性解放的研究藩篱，论证变革时代女性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女性自身的解放等重要问题。他指出：政府既通过对戒缠足建构现代的女性形象，又通过贞节旌表让女性回归传统。武汉大学王超群以疾痛“隐喻化”为切入点，将女性医疗置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在剖析女性疾痛的性别隐喻的同时，亦揭示出疾痛与性别间的紧密关联。她指出，女性在医疗场域中被规训的同时，也利用“地位”“身份”“性别”等有利的社会性因素，获取部分医疗资源和医疗话语权力，有一定的反规训意味。作者认为，在性别权力规训与“反规训”等现象背后，则是疾痛与性别间的交织和互动。目前，从日常生活史角度对某些妇女/社会性别议题进行解读成为海内外学界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日常生活史通过具体而微观的视角对女性的生活情态进行重新审视，以眼光向下的姿态对女性的生活进行观察，丰富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与途径。本次论坛围绕日常生活史中的女性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陕西师范大学郭海文教授和吴晓彤从电影、小说、画报等影视传媒塑造的女子形象入手，系统研究了近百年来中国女性职业的嬗变。她们通过研究发现，对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进行考察，不能忽视对社会、政治环境和妇女/社会性别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关注。天津艺术研究所王兴昀副研究员立足于北京最早推出娱乐栏目和副刊的《顺天时报》对戏曲女艺人加以考察。他在文章中提出，报纸媒体并不单纯是追捧女艺人文章的收纳者，而且还积极介入到女艺人及其支持者之间，通过引导舆论热点的产生、助推舆论热点的升温来扩大销路。香港大学的王婧婵和南开大学的马晓驰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女子银行，并分别进行了学理探讨。王婧婵对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阐释精英女性在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中的作用，探讨女性在经济活动和服务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价值。她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女子银行成为了“现代”女性在家外进入资本市场的空间。马晓驰探讨了女子银行体现的女子诉求和女子银行中复杂的性别关系。他在文中指出，女子银行出现的事实表明女性的解放并不充分，本质上仍然是男性银行，虽然实现了部分女性服务社会的目的，但在促进广大妇女经济独立的意义上作用有限。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女性突破传统私人空间对自身的束缚，在公共空间中寻求解放出路成为新的常态，女性成为近代社会生产体系中的新元素。有学者认为，由私密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是现代女性区别于传统女性的最鲜明、最重要的标志，是衡量女性解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女性解放的必由之路。在本次论坛中，部分学者对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过程也进行了观察和思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赵崔莉教授立足于宗教学的宗教文化论和社会学的社会冲突论，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女性信教风气浓厚的种种表现，探究了民间支持女性信教的深层原因，揭示了文化认同的某些发展趋势。她从多个方面对明清时期女性信教引发的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冲突原因进行了探讨，展示了女性宗教文化认同和冲突的复杂而细微的变化。南开大学的李小东对女性禁入公共娱乐空间的现象特别关注，梳理了女性禁入公共娱乐空间的部分理由以及背后的男性自我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刘蕊以1874年成立的北京穆瑞盲人学校为个案，在具体研究穆瑞学校中盲女学生相关情况的同时，拓宽视野去思考传统盲女角色形成的原因，学校教育、社会观念、盲女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导”之于女性独立解放中的定位和价值。南开大学的曹昊哲从性别视角对南开学校的健康教育进行研究，从多个角度还原南开学校的健康教育图景。中山大学范若兰教授将研究目光投到了战前新马地区的华人社会，利用20世纪30年代新马华文报刊中有关跳舞和舞女的报道，梳理战前新马舞厅和跳舞基本状况的同时，从性别视角和“差异”概念入手探讨华人社会对跳舞的反应，以及闺秀和舞女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作用，进而揭示闺秀、舞女形象及其转换与时代的关系。南开大学女性学者侯杰老师对美国进步时代女性的制图实践进行了考察，从不同功用的地图入手，指出美国进步时代女性夺取制图话语权，生产传播了地理知识，跨越性别空间界限的同时重塑了女性的身份。本次论坛的与会学者们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与思考，包括史料的拓展、多元性考察的对象、独特的研究角度以及深入的文本解读。传统女性形象在新的视角与观点下得到了更加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山西大学张玮对《寿阳县志》中的《列女传》进行了文本考察，分析清代寿阳列女现象的三大特征及其反映出的清中后期出现的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同时探索从社会经济史角度来充分挖掘地方史志的史料价值，以求进一步深化对清代社会妇女地位与境遇的认识。天津社会科学院魏淑赟对明清时期中国女作家弹词小说中的女性经济权益诉求进行了研究，指出女作家弹词小说通过揭露妆奁被侵占的现象、描绘招赘保障女性继承权的蓝图、推崇女性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经济独立等多个方面集中表达了女性对保障自身经济权益的诉求。南开大学吴若明老师通过《红楼梦》等作品研究了明清时期女子“琴棋书画”风气在文本和图像中的呈现，考察了明清时期小说中的文本、图像设计、装饰组合中的侍女主题。她在研究中对文本记录和图像传播分别进行了考察，其研究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浙江大学谷玲玲对晚明时期江南名妓的读书活动进行了研究，从读书能力、环境、内容、目的多个角度剖析名妓读书行为的细节。四、结语近年来随着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逐步学科化和体系化，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中妇女/社会性别元素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思考。在本次论坛中，与会学者继往开来，从多个方面对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加以探讨，对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女性主体性予以关注，并从政治、经济、法律等角度对女性的主体性加以观照。在史料运用上，本次论坛的多位学者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同时，大胆尝试引用新的史料；在加强档案资料研究的同时，对媒体报刊和小说画报等视觉文本媒介加以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眼光向下，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对两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念、立场和行为进行多方面探讨。本次论坛为连续召开的“性别与中国”系列会议中的第四届论坛。论坛以“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为主题，目的首先在于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丰富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史料基础、研究理念和思考角度，探索妇女/社会性别研究拥有的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追求从妇女/社会性别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其次，通过举办论坛的形式，使国内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汇聚一堂，加强性别史研究的学术互动，有助于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加强跨地域学术联动和学术协作。最后，本次论坛中，与会学者分享了各自研究的宝贵经验和优秀成果，这有助于促进妇女/社会性别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网址: http://zgshgz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58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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